克里斯蒂安·格哈赫尔与艺术的距离
在皇家歌剧院2026版瓦格纳《帕西法尔》首演后,我们与德国男中音克里斯蒂安·格哈赫尔促膝长谈了两个小时,期间他聊了对瓦格纳音乐的诠释、歌剧与艺术歌曲演唱方式的区别、如何重新理解《冬之旅》、与两位艺术歌曲大师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和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的有趣往事,以及学医与艺术诠释之间的关系。在此,先分享对话的第一部分。
![]() | By Lucy Cheung 20 November 2026 |

“我想,未来可能还会再录一套新的《冬之旅》、《天鹅之歌》,以及另一套舒伯特歌曲集,也许还会录一套雨果·沃尔夫(Hugo Wolf)的《莫里克歌曲》(Mörike-Lieder)。大概就是这些了。”
上月,伦敦皇家歌剧院新版制作瓦格纳乐剧《帕西法尔》(Parsifal)首演,我在现场看克里斯蒂安·格哈赫尔(Christian Gerhaher)出演圣杯国王安福塔斯(Amfortas)。他用极弱的声音唱出一些不换气的长句,角色的精神挣扎已能立即在内心激起波澜。此前许多年的聆听中,我已深知格哈赫尔在艺术歌曲方面的造诣,这次再直观感受他在舞台上对声音和肢体表演的把控,令人感受到“厚积薄发”的份量。
于是,在伦敦深秋的一日,我约下格哈赫尔在皇家歌剧院见面。解下围巾,他先说了句“我不赶时间”,交谈得以慢慢找到节奏。落座时,他一眼看到我手机壳上仿单反相机的图案,很有兴致地凑近研究。眼前这人,很难令人联想到《帕西法尔》中伤痕满身、愤怒又悲情的安福塔斯。不过当我提到“为艺术牺牲”时,格哈赫尔解释了一下:舞台上赤裸着走向淋浴间的安福塔斯其实是替身,但他又补充:“我很高兴今年减掉了一些体重,因为之前身体已经感觉不太舒服了。现在只穿一条遮羞布站在舞台上,也确实容易一些。”
不过,他没觉得这是“牺牲”:“我演出时并不是在展示自己的内在个性。我是在表演,那不是我本人。”这一点也是交谈之中他几番想要表达的:艺术鉴赏与作品之间有了距离,才有可能深层理解作品本身,演绎者也才能持续维持与艺术的联系。
格哈赫尔曾获得劳伦斯·奥利弗奖。聊天差不多结束时,他提到劳伦斯·奥利弗这位演员是自己的榜样:“我很崇拜他,每次看他在不同影片中,都觉得他的脸完全不同,我甚至经常认不出他来。”接着,他讲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小故事。
有一部在美国拍摄的电影,劳伦斯·奥利弗也参与其中。早上,一位演员来到片场,一脸憔悴,黑眼圈很深。奥利弗问他怎么了,对方说自己前一晚过得非常糟糕,为的是“酝酿角色”:他不仅背熟了台词,还刻意把自己弄得非常疲惫,觉得让自己“真正进入角色”才能演好这个人物。听完后奥利弗回答:“噢,我明白了。那表演该怎么办呢,亲爱的?”
格哈赫尔是当今德语艺术歌曲领域备受推崇的歌唱家。三十多年来,他与钢琴家格罗尔德·胡贝尔(Gerold Huber)保持着密切合作,演绎并录制了舒伯特、舒曼和马勒等作曲家的艺术歌曲。2022年出版的《Lyrisches Tagebuch: Lieder von Franz Schubert bis Wolfgang Rihm》(抒情日记:从弗朗茨·舒伯特到沃尔夫冈·里姆的艺术歌曲),汇集了他多年来对艺术歌曲诠释的思考。
这次将近两小时的谈话,从《帕西法尔》中的安福塔斯谈起,聊到歌剧与艺术歌曲不同的演唱方式、舒伯特《冬之旅》的诠释、与胡贝尔三十八年的合作,以及医学、教学和几位影响他音乐道路的前辈。话题也延伸至艺术歌曲在当代的处境、听众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艺术教育,乃至人工智能。格哈赫尔回答即时问卷时的坦率真实,与谈及“严肃”话题时所表现出的宽厚与审慎,呈现了他不同而相通的性格侧面,也为这场对话注入了充足养分。
格哈赫尔常住慕尼黑,除了在当地教学,也经常往返伦敦、意大利和巴黎,并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教授艺术歌曲诠释;至于声乐技巧,他说自己没法教,也没兴趣教。即时 Riff专访格哈赫尔的内容,将分成上下篇发出。今天先与各位分享上半部分。

对话克里斯蒂安·格哈赫尔:
观众走进剧场,不是为了看一个人暴露内心的贫乏
LC=张璐诗
CG=Christian Gerhaher
谈《帕西法尔》:理解瓦格纳的词非常棘手
LC:你在《帕西法尔》中饰演安福塔斯,他的身体痛苦与精神、道德上的煎熬似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你开始准备这个角色时,是从人物的心理状态、身体状况,还是音乐入手?
CG:我总是从音乐开始。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在所有声乐作品中,音乐比歌词更重要。因为这是声乐作品,而不是单纯的文字。换句话说,原本的文本经过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已经转化成声音;声音因此产生了新的意义,获得了一种新的语义力量。所以,对我来说,从音乐开始是正确的起点。
瓦格纳的歌剧,尤其是他晚期的作品,歌词的理解其实非常棘手。他写的东西很复杂,有时会创造此前根本不存在的新词;有时则大量使用头韵,尤其是在《指环》当中,当然,《帕西法尔》里也有。
例如第一幕末尾那段重要的圣杯启示,安福塔斯的心理变化就很值得玩味。他一开始大声呼喊,不愿意再次揭示圣杯,恳求别人能否代替自己完成这件事。但当他面对自己的罪责时,又知道自己无法逃避。他接着说:你们知道这对我而言是多么可怕的任务吗?然后,他回想起自己过去还没有受伤时,圣杯启示意味着什么——那曾经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体验,意味着美丽、身体的健康、力量,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命。
然而,他又再次想到自己的罪责,以及这一切如何源于他疯狂地试图以武器对抗圣灵。圣矛原本并不是武器,也不是用来攻击的东西,它只是一种象征。于是,在拒绝再次揭示圣杯的愿望,以及对圣杯原本意义的回忆之间,在这两种情绪和思绪的转换之中,他产生了极其剧烈的内心动荡。
这段文字即使单从句法上理解也非常困难。我记得《莱茵的黄金》里有一句话,就在最后那段很短的咏叹调之后,弗丽卡问沃坦,Walhall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沃坦用四个简短的句子回答。光是弄明白这四句话的意思,就可能花上半个小时。这就是瓦格纳的特殊之处。他在语义上有自己一套非常独特的语言方式。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歌德,也不是莎士比亚,但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剧作家和歌词作者。他写出来的东西实在精彩,而这也让我们能够塑造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人物。安福塔斯并不是一个在心理上经历巨大转变的人,但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一方面,他有非常强烈的身体性:伤口、疼痛,以及作为角色必须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巨大音量。有时他必须与庞大的管弦乐团对抗,最后那两声呼喊几乎像男中音的呐喊。另一方面,作品的内容又完全是形而上的。这两者结合起来,才使这个角色如此特别。
我不需要从角色本身之外寻找解释,也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或个人感受投射进去。这个角色本身已经能够说明一切,它是自足的,也完全可以理解。

LC:继续谈安福塔斯,我很感兴趣的是,你的声音有很强的存在感,但同时又带有脆弱性。无论是声音本身、文字的清晰度,还是表达方式,都能听到这种特质。可是瓦格纳的音乐有时又会显得非常强大,甚至压倒一切。你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CG: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新版瓦格纳乐谱的整理,又让一些过去被忽略的东西重新变得突出。我记得有一本书,是瓦格纳在拜罗伊特首演时期的一位助理指挥写的。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稍后再告诉你。除了费利克斯·莫特尔(Felix Mottl)留下的大量演出注释之外,这位助理指挥记录的内容更多。他不仅记下音乐上的提示,还记录了大量关于动态、人物心理状态,以及演员在某个时刻应该如何表达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些注释是后来为音乐演出留下的原始记录,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一部分,非常有价值。
例如,安福塔斯在一个乐句中,词与词之间那些很短的停顿,都必须清楚地遵守,因为它们表现了人物身体上的虚弱。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受伤的人,所以他会大声呼喊,却没有足够的气息。因此,每一次停顿之间都必须换气。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又例如,在第一幕圣杯启示的第二个乐句中,他先是以非常响亮的声音唱出一句话,随后却转为一种近乎说话的歌唱方式。还有第三幕最后一场,当他面向兄弟会开始说话,谈到自己如今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上帝、与耶稣相遇的境界时,那是一个很长的乐句。注释要求他一口气唱完,不要换气。这样,他自然就能达到所需要的弱音效果,以表现安福塔斯的虚弱。
还有一处,他说自己只想死,难道大家不明白吗?这段同样应该以一种非常轻、明亮、近乎说话的音调来表达。这些注释实在太有意思了。它们让我们看到,安福塔斯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只用巨大音量演唱的角色,而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层次和色彩。
另外有一点,适用于瓦格纳的所有作品:他的宣叙方式,极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自己所写语言的理解之上。作为歌者,我们当然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色彩,创造诠释上的效果。但声音的色彩化,实际上会与元音本身所具有的色彩发生竞争。
德语,尤其是德语声乐中的元音,区分非常细致。我觉得有一点像中文,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a、e、i的发音;也有点像英语。英语声乐对非母语者来说尤其困难,我尽量避免唱英语,因为实在太难了。相比之下,意大利语和法语当然也需要学习,但并没有那么不可思议,掌握起来是可能的。它们的元音体系相对简单,意大利语大致就是几个主要元音的变化,而德语的元音种类要复杂得多。
瓦格纳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创作音乐时,显然考虑了自己所写语言的元音结构。不同元音的穿透力不同:暗元音通常不会像明亮元音那样响亮;闭口元音,例如o,也不会像开口元音那样具有穿透力。他知道如何让管弦乐团的乐器,与同时发出的语言元音结构相互配合。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瓦格纳已经在音乐中充分考虑了这些元音的特性。尤其在安福塔斯的音乐里,这种结构非常明显,也非常细腻。演唱瓦格纳时,应该尊重元音本身的色彩,不要试图通过改变元音来让声音更大。例如,把原本闭口的o故意打开,变成另一个更开放的发音,以求更好的投射。这在瓦格纳的音乐里根本没有必要。

谈歌剧与艺术歌曲
LC:我留意到,你唱歌剧时的声音,与唱艺术歌曲时很不一样,歌剧能够容纳更丰富、更全面的表达。
CG:当然。歌剧和艺术歌曲是非常不同的。我甚至认为,两者的演唱技术也有所不同。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曾经说过,歌者应该使用同一种技术演唱两种作品。但我认为,在他说过的话里,这大概是少数我不敢苟同的一个观点。
歌剧显然需要一种不同的演唱方式。我们能够用来表达的工具其实不多,主要有五种:音准、力度、节奏、声音色彩,以及音色的明暗变化。声音本身的明亮程度并不完全是一种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例如,你可以把声音更多地放在面罩位置(mask),大概在鼻子下方、门牙后面的区域。这样声音会更明亮,也更有穿透力,但与此同时,它在色彩和动态上的灵活性会受到限制。如果你过度把声音放在面罩位置,就很难唱出真正的弱音,也很难唱出真正的极强音,声音动态的范围会明显缩小。
当然,这样唱有保护作用,声音也容易传得很远。我自己分析演唱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歌剧中有时会比自己希望的更依赖这种方法。但我并不认为把声音放在面罩位置是一种理想的解决办法。它不会让声音变得更美,我个人甚至认为,这种唱法应该尽量避免。不过,歌剧有时需要非常长的乐句,你必须保护声音,直到最后一个音符。面罩位置能够提供一定帮助,但它并不会让声音更美。
演唱艺术歌曲时,我不能依靠这种方式投射声音,而必须真正放开它。否则,我就无法获得需要的声音色彩。元音本身的色彩必须始终准确、保持一致,而声音色彩的变化,可能是艺术歌曲演唱中最重要、也最独特的工具之一。如果你过度依赖面罩位置,就会失去这种灵活性。
LC:你刚才谈到瓦格纳的语言有时很难理解。我再想问的是,在选择演出或录音曲目时,你对作曲家的个人感受会有多大影响?你是否必须喜欢一位作曲家,才愿意演唱他的作品?
CG:我肯定必须喜欢音乐。我确实演唱过一些角色,后来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它们,而且喜欢的程度远远低于当初接受角色时的预期。
LC:是在准备的过程中,感受发生了变化吗?
CG:你在接受一个角色时,其实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它。所以有时问题不在于作曲家,而在于某一个具体角色。当然,有时也确实与作曲家有关。我不喜欢的作曲家并不多,但如果我知道自己不喜欢他们的音乐,通常就不会接受他们的角色。
不过,现在我正面对一个选择:有一个现代歌剧角色,被认为是个非常好的角色,作品本身也受到很高评价。但我实际上并不喜欢它的音乐语言,所以还在考虑是否接受。
设计艺术歌曲音乐会的曲目则是另一回事。我当然只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艺术歌曲可能是整个音乐领域中规模最大、曲目最丰富的一个领域,有太多优秀作品可以选择。
不过,我安排音乐会时一直以声音,而不是文本作为依据。正如我之前解释的,声音是作曲家读到一首诗时,最初的思想和灵感所产生的结果。如果作曲家足够优秀,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诗歌被转化成音乐之后,声音在语义上仍然能够很好地体现文本原本想表达的思想。
对了,我现在想起那位瓦格纳助理指挥的名字了:海因里希·波尔格斯(Heinrich Porges)。

谈《冬之旅》:重新回到“激进”的理解方式
LC:谢谢。我确实还有一些关于艺术歌曲的问题。我想先谈谈奥特马·舍克(Othmar Schoeck)的《挽歌》(Elegie)。我读到这部作品的歌词来自两位风格不同的诗人:莱瑙(Nikolaus Lenau)和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你明年会在托斯卡纳的大师班上先演唱这部作品,对吗?
CG:是的,而参加明年研讨会和大师班的学生,则会演唱《冬之旅》。
LC:《挽歌》很有意思,似乎处于晚期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你如何去理解和诠释?
CG:实际上,人们通常只知道《挽歌》以室内乐团伴奏的版本,但它最初是为钢琴创作的一套歌曲集,后来才有配器。后来的配器非常漂亮,但整体音响相对柔和,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情绪爆发,但整体气氛和力度都很低沉。对我来说,它让我想起早期听众对《冬之旅》的回应。因为《冬之旅》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作品,它刚问世时,听众反应几乎是在描述某种疯狂的事物。
舒伯特的朋友朔贝尔(Franz von Schober)曾经记下这样一件事:舒伯特把《冬之旅》作为一部全新、前所未闻、前所未见,而且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作品介绍给朋友们。他亲自把整套歌曲弹奏并演唱给他们听。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疯狂的想法。朔贝尔后来写,他们觉得这部作品非常奇怪,甚至令人震惊,几乎没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喜欢的,可能只有《菩提树》(Der Lindenbaum)是例外。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以这种方式体验《冬之旅》了。它已经成为一部经典作品,演出和聆听的历史也很悠久,我们对作品的认识已被层层积累的传统包围,对我来说,唯一仍然可能的办法,是重新回到一种激进的理解方式。
我说的“激进”,并不是激进的情绪表达,也不是激进地表现情感,而是试图理解这部作品在其所处的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非常困难。例如,如果今天我们试图理解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在当时对听众意味着什么,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无法消除中间这段历史。它当时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新颖,甚至令人震惊的作品。后来那么多作曲家都从《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汲取素材,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无法再回到当时那种初次聆听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能够稍微冲淡《冬之旅》演出中那些过度的情绪化和表现主义倾向,以及观众对它的某些期待。如今,很多听众走进音乐厅时,期待自己能够经历一种绝对的、存在主义式的体验:接下来七十五分钟,我要经历一场极其强烈的精神震荡,获得最大程度的沉浸感,然后离开音乐厅。这种期待已经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有些演奏者开始改变音乐,加入叹息,夸张地处理句子,甚至在身体上做出各种动作,只为了进一步强化听众的印象。这样的做法越来越多,最后极度膨胀,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我一向认为,无论作为演出者还是听众,我们都需要在自己与作品之间建立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个人一生与艺术保持联系所必需的条件。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距离,让自己能从某个角度理解作品,而这个角度不必与其他人的理解相同。
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英国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谈到过,欣赏艺术需要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我们能够发展一种智识上的理解,也让我们有可能一生持续地与艺术保持联系。年轻时,你当然可以把一部作品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它说的正是自己的感受。但作为演出者和听众,我认为都必须逐渐离开这种方式。否则,最终很容易失望,因为你对作品的期待太高了,或者期待它带给自己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不可能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相反,你可以依靠另一种经验:一种更具智识性、带有距离感的理解。
所以我打算用两种方法,降低演出中不必要的表达强度。第一种方法,是把《冬之旅》与《挽歌》放在一起看。两部作品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挽歌》同样由二十四首歌曲组成,这种规模并不寻常,它可以说是一部某种意义上的“瑞士版《冬之旅》”,或者说是二十世纪的《冬之旅》。第二种方法,是从诗歌文本入手。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艾兴多夫的诗,因为它们同样非常忧郁;莱瑙则与缪勒(Wilhelm Müller)有关。两位诗人都属于浪漫主义中一种较为边缘的类型,德语称为Weltschmerz,可以理解为对世界的深刻忧伤、厌倦和疏离。莱瑙与缪勒的诗歌都体现了这种激进的忧郁,以及对世界的某种厌弃。两部作品因此也产生了联系。还有一点,我有时会稍微调整《冬之旅》的歌曲次序。舒伯特最初创作这些歌曲时的顺序,与后来出版的顺序并不完全相同。在我看来,《冬之旅》并不是一部叙事作品。只有第一首歌曲具有叙事性,最后一首则在某种程度上为整部作品作结。但中间的歌曲,其实可以调整次序。它们之间并没有从一首到下一首的必然发展关系,只是一些情境,一些情绪状态的描绘,仅此而已。
LC:也就是说中间的歌曲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CG:是的。它不是一套叙事性的歌曲集。我记得有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学家,曾经用一种非常简单、甚至有些生硬的方式,把《冬之旅》描述成一个人经历一天的旅程。我认为这种解释太简单了,远远不足以理解这部作品。我有时会调整歌曲的顺序,是希望让听众保持清醒和警觉,而不是按照已经熟悉的方式去听。

谈声音变化:现在更有力量,也能以过去做不到的方式把嗓音打开
LC:你和胡贝尔最近录制的勃拉姆斯作品,刚刚获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Opus Klassik)。我想问问你们的合作关系。你们已经合作三十多年了吧?
CG:现在是三十八年了,我们是在学生时代认识的。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我虽然不在他父亲的学校读书,但曾经跟他父亲学习小提琴。他父亲还有一个清唱剧合唱团,格罗尔德和我当时就坐在一起。
后来我们完成学业,一起去慕尼黑读书。有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歌曲音乐会的项目,便对他说:“我们应该试试看。”我们从《诗人之恋》开始,结果两个人都被深深震撼了。从那时起,这就成了我们一生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分享着同样的热情。
LC:你们决定录制一套作品时,通常会怎样构思?另外,录音室工作与在大型音乐厅面对观众现场演出,你感觉有什么不同?
CG:这次勃拉姆斯的录音实际上来自现场演出。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又进行了一次补录,修正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或者处理一些不够理想的地方。
我年轻时非常喜欢录音。那时我会觉得,太好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把作品一点一点建立起来,把每个细节固定下来。但随着年纪增长,我必须承认,录音变得越来越困难。身体、声音和思维都发生了变化。
LC:这些变化具体是什么?
CG: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越多,录音就越困难,因为你对作品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你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它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年轻时我没有这些期待,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够做到什么。
另外,我的声音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变得更厚重了。非常高的音仍然可以唱到,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有些事情却比以前容易,例如唱出一条很长的乐句,保持开放的声音色彩,而不是过于明亮的音色。相反,在较高音区唱得非常轻盈,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音色本身也改变了一些。这大概就是歌者一生中很正常的变化。
至于未来还想录制什么,我想可能还会有一套新的《冬之旅》,还有《天鹅之歌》,以及另一套舒伯特歌曲集。也许还会录制一套雨果·沃尔夫的《莫里克歌曲集》。大概就是这些了。
LC:你说现在唱长乐句反而更容易了?
CG:我现在有更多力量,也能够以一种过去做不到的方式把声音打开。我的第一位老师保罗·屈恩(Paul Kuën)是一位性格男高音。他曾经对我说:“以后你会发现怎样打开自己的声音。”我当时问他:“那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想做到。”他说:“你试试看。”我试了,他又说:“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还做不到,以后才会得到。”
他说,等你真正发现这种声音之后,就会上瘾。那时你关注的已经不只是唱歌,而是声音拥有了更多共鸣。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他说,一旦你发现这种感觉,就再也不愿意放弃。不过,我仍然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只追求这种共鸣,而要尽可能保持声音的音域,以及最大的灵活性。

谈学医
LC:我想问问你过去学医的经历。你觉得医学背景对你的音乐生涯有没有影响?
CG:当然有。它大概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又会影响我如何接近一个角色。不过,我无法有意识地指出具体是哪一部分。这只是我作为表演者的一部分性格。
LC:如何看待世界——你能举个例子吗?
CG:不能。因为这正是我想说的:它属于我性格中无意识的部分。不过,我可以用另一个例子解释。舞台上的角色认同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认同方式。
第一种是很好的方式:作为表演者,你就像一张白纸,面对一个角色。角色逐渐覆盖你,仿佛一层东西慢慢落在你身上,你开始沉浸在这个陌生、独特、具体的人物之中。这个人物之所以陌生,是因为他并不是我本人。有些角色非常庞大,例如沃坦、李尔王、沃采克,当然还有安福塔斯。他们会影响你,甚至在你演出这部作品的那段时间里,真正影响你的生活。我认为这种认同完全正常,而且不可避免。
但还有另一种认同方式,也是我希望避免的:把自己的生活经历、现实处境、个人感受,或者自己的忧郁,来影响一个角色或一首歌曲的诠释。我认为这种做法整体上并不好。歌者的生活通常是非常无聊的,它并不是一个戏剧角色,只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普通生活。观众走进剧院,不是为了看到台上有一个人把自己内心的乏味暴露给所有人,他们要看的是一个角色。所以我尽量避免这种做法。
LC:我明白。不过,有人可能会说,无论如何,作品终究必须经过演出者自身。你不能完全把自己排除在外。
CG:是的,这一点我也想补充。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件事终究要经过自己。你的性格、你的个人特质,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你正在演绎的艺术作品,这是无法避免的。
这有点像冲咖啡。你有一个滤网,把咖啡粉放进去,再把水倒进去。你不希望咖啡渣进入杯子里,但你当然希望得到那种深色的咖啡液。颜色正是从咖啡粉里出来的。你无法避免让咖啡变黑。
LC:那么,回到医学。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医?
CG:医学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意义。我有不少疾病,而我一直能够自己准备所需要的药物,并且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它们。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患有一种慢性疾病,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对医学的兴趣。我从1993年开始就必须服用可的松,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药物,对治疗某些疾病很重要,但也有很多副作用。其中一个副作用会影响声音。因为可的松具有抗炎作用,而抗炎意味着消肿。当声带也发生消肿时,声带的厚度和重量会减少,振动频率就会提高,声音因此变得更高;与此同时,较低的频率也会流失。所以,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使用这种药物,是需要谨慎处理的。
我曾经带着严重的健康问题在世界各地旅行,也遇到过一些很棘手的情况,包括与同事相处和工作安排等。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对我非常重要。不过,我并不会因此特别想演医生角色。例如《唐·帕斯夸莱》里的马拉泰斯塔医生,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吸引力。

费舍尔-迪斯考给的打击
LC:你在学医、准备各种考试的时候,也曾经向费舍尔-迪斯考请教过,对吗?我记得他当时说过一些让你不太容易接受的话。
CG:是的。他第一次见我们之后,曾经说:“再打电话来,再来找我。”后来我在慕尼黑读书,在医学院的图书馆里准备考试,我和他约好了电话时间:11月1日下午两点。我当时站在电话亭前,心里想:天啊,我现在真的要打电话给费舍尔-迪斯考了。我打过去,对方说:“是克里斯蒂安吗?”我说:“是的。”他问:“你还想再来吗?”我说:“当然想。”他说:“那12月1日下午三点过来。”我回答:“谢谢!我可以先查一下日程吗?”心里却在想:天啊,我有医学考试!于是他又说:“那你12月15日上午11点来吧。”后来又重复了几次类似的情形,当时我一直在准备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考试。后来他对我说:“那你就放弃吧,把唱歌当作一种业余爱好。”
这句话真的很难让我接受。对我而言,他是最重要的歌唱家,而他竟然告诉我,只要把歌唱当作业余爱好就好了。这对我打击很大。
LC:后来还有跟他上过课吗?
CG:后来没有再继续跟他学习。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表演者、艺术家或歌者是否真正有天赋的一部分:你必须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继续走下去。我最终做到了,因为我必须克服那种打击。他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歌唱家之一,却告诉我应该把歌唱当作业余爱好,这确实很难接受。后来,我把我们第一张录音寄给他。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好的信,说:“我没有预料到你会做到这些。我当时可能是错了。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发展得这么好。”
这当然很令人欣慰。不过在那之前,我经历过很长一段灰暗的时期。
LC:在那之前你有跟他学习过吗?
CG:有的,我参加过他的一些大师班。在他退出教学、停止各种活动之前不久,我又去拜访过他一次。当时我正在准备录制《冬之旅》,还与他一起工作了一整天。但我必须说,我从他的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不算太多,因为我其实从他的录音中已经学到了很多,我把他在某一时期录制的所有作品都听过了,知道他如何处理音乐,所以他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LC:回头看这段经历,你现在也在教学,你如何理解这种传承的责任?
CG: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不能说自己拥有某种可以传授的固定知识,因为歌者所展示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风格、一种时代的演唱方式。我们每个人作为歌者,都会追随自己所处时代的某种风格或现代性,甚至可能影响这种风格和演出方式。但当我们停止演唱之后,这种风格还会继续改变。
费舍尔-迪斯考自己就无法很好地接受这一点。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失望。人们曾经像对待神明一样对待他,我也亲眼见过这种情况。但后来,他似乎被抛弃了。到最后,他甚至说过,自己的一生毫无价值,回头看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认为这并不正确。席勒有一句话,对演员和歌者都非常重要:后世不会为演员编织花环。换句话说,演出结束了,就是结束了。下一代人会继续走上舞台。所以,我现在做老师时,会在一小时的课程里向学生提出一种具体的诠释方式。我希望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跟上,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训练。我们必须能够迅速回应室内乐伙伴、尤其是指挥和导演的要求。如果做不到,就可能被解雇,或者以后不再获得聘用。这就是现实。
因此,我教的是一种快速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能力。但这种训练有一个前提:课堂上的诠释,课后可以放进垃圾桶里。我会告诉学生:“现在先跟着我的方式做。之后,你可以把我提出的诠释放在一边,甚至把它完全抛掉,做你自己的东西。现在先这样练习。”另外,我在艺术歌曲教学中能够传授的唯一技术性内容,是发音。我并不教声乐技巧,我教的是艺术歌曲的诠释。歌者的发音与普通说话者、朗诵者的发音很不一样。但这种发音方式也不是永远固定的,它会随着时代改变。我们今天在一个词的结尾,已经不再发出某些r音,例如dir、ihr、für、nur这些词。过去的发音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这是一种时代风格。
但我们必须跟随这种风格,因为听众都熟悉它。如果你今天仍然把这些词尾的r清楚地发出来,听众就会感到困惑。他们必须先把这种发音重新翻译成自己熟悉的形式,才能理解你唱的是什么。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失去对音乐和演出的注意力。所以,发音作为语义或诠释的一部分,未必总是最重要的,但作为听众接收作品的基础,它却极其重要。准确的发音能够避免听众花太多力气去思考文字。在演出过程中,你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思考每一句歌词。如果一首歌只有三分钟,而诗歌来自歌德晚年的作品,你不可能在这三分钟里完全理解整首诗。至于里尔克或吕克特的诗,有时更是复杂得惊人,你永远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
所以,至少不要让听众在理解歌词时承担不必要的负担。好的发音能够让他们有机会,或者说有一种主观上的能力,不必过度思考文本,就能继续聆听音乐。
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给的信心
LC:你也曾经参加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Elisabeth Schwarzkopf)的大师班。她的演唱方式、她作为表演者的特质,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CG:那次大师班其实是一次临时替补。我是临时顶替一位退出的人,地点在加米施-帕滕基兴,当时是理查·施特劳斯日的活动。我必须学习五首自己从来没有唱过的施特劳斯歌曲。不过,那时我还年轻,可能只有二十三岁,对自己没有太多怀疑。我到了那里,她问我:“你是谁?你要唱什么给我听?”我说:“我什么也不唱。”她说:“天啊,这个有趣的小伙子,什么都不唱!”她开始用我开玩笑,甚至拿我来逗现场观众。于是我开始唱。唱到一半,她突然叫停,说:“如果我的丈夫沃尔特·莱格(Walter Legge),那位传奇唱片制作人,曾经与EMI合作的沃尔特·莱格,听到这里的声音,他会说:天啊,这里怎么有一头公牛在吼叫?”我回答:“不好意思,我才刚刚开始。你能不能再听一会儿?”她于是继续听。等我唱完,她忽然说:“这太好了,你的歌唱事业一定会走向国际。”
我们彼此都很喜欢对方。她对其他人可能非常刻薄,但对我却很好。当然,我并不喜欢她录制的所有作品。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表演者,拥有极强的舞台个性,发音技巧更是惊人。也许到了晚年,她有时会过度强调发音,但她确实给了我很多信心。在那个时期,我非常需要这种信心。能够与她相处,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她告诉我:“你必须成为一名歌者。你会成为一名歌者。”这让我有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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