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与Diana Krall的一次面对面

在戴安娜·克瑞儿2026年中国巡演之际，我们回顾一篇来自2015年的对话。

By Lucy Cheung 13 November 2026

爵士歌手戴安娜·克瑞儿（Diana Krall）近期在中国演出，让我想起2015年到巴黎采访她的一些花絮。2013年的广州，戴安娜首次在中国登台，她参加当地一个小型音乐节，与李泉合作了几首爵士经典。

这次广州演出的曲目中，有她当年凭翻唱而广为人知的《The Look of Love》，也有与丈夫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合作专辑的同名曲《The Girl in the Other Room》，恰好呼应这次巴黎访谈中谈到的两段音乐经历。

11年前，戴安娜推出专辑《壁花女郎》（Wallflower）。在此之前，她接连经历了一些艰难的事情：父亲去世，自己又患上肺炎，专辑因此从原定的2014年10月推迟到2015年2月发行。在巴黎举行专辑首发小型音乐会后的第二天，原定的采访时间一改再改。经理人最后出来解释，戴安娜前一天“食物中毒”，肠胃一直不适。不过，人前的形象仍然是紧身皮裤和一头蓬勃的金色长发。初接触时带点内向和羞涩，群访时面对一位资深媒体人的批评，则显得锋芒直接。一位自己开有爵士俱乐部的年长奥地利记者，席间直接说戴安娜“离开爵士，投奔流行”，戴安娜为专辑做了一番解释后，坦率地表达：“这是我的专辑，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批评阻止不了想要买唱片的人。赞美也不会真能说服不喜欢的人去买唱片。”

自从翻唱《The Look of Love》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以来，戴安娜那带着烟熏感和金属质感的嗓音，配上即兴得顺溜的爵士钢琴，成了她的“注册商标”。但在巴黎的小型音乐会上，我们见到了一位更像流行歌手的戴安娜。钢琴、吉他、贝斯与鼓，加上弦乐三人组，大多数时候都在走粗线条的流行曲路子。可是唱到返场时分，戴安娜唱了一遍老鹰乐队的《亡命之徒》（Desperado），唱完后她发现歌词唱错了，于是要求重唱一遍。愈发随意的戴安娜加上安静的台下观众，令人错觉置身排练室内。

记者会上，在等戴安娜现身的十几分钟里，《壁花女郎》的制作人大卫·福斯特（David Foster）先来打圆场。他提起前一晚的音乐会，说巴黎的观众“反应有点怪，就像在录音棚里演出似的，听不见反馈，气氛有点死气沉沉的”。大卫称他与戴安娜都喜欢像比尔·埃文斯（Bill Evans）、基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等爵士乐手。在录制《未陷情网》（I'm Not in Love）时，他建议编曲加点爵士感觉，反倒是戴安娜拒绝了这个提议，希望还是按照她青春期时对原版的印象去翻。戴安娜的丈夫进过两次录音棚“探班”。

以下分享当年这场五人群访会的问答。

戴安娜·克瑞儿：

不是非要加一段Radiohead的旋律，才算创新

你选择翻唱的全是伤感的歌。唱的时候，在你脑海里出现的都是些什么情景？

DK：我唱伤感歌曲的时间也很长了，似乎那样能让我快乐起来。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这样，《接线员》（Operator）这首歌就替我表达得很好了。有很多老歌，都是我以前听黑胶唱片或者听电台时代的记忆。最新的一首是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写的。由于各种原因，他写出来以后没放进自己的唱片里，我可以接过来唱，这真太妙了。

另外一首是《壁花女郎》。2014年夏天，有一次我们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魁利克姆海滩度假后开车回家，我在鲍勃·迪伦（Bob Dylan）Bootleg系列的《另一幅自画像》（Another Self Portrait）专辑中发现了这首歌。鲍勃·迪伦在demo中就弹着钢琴唱，一旁还有狗叫声。我跟两个孩子挤在后座听得很开心，当时就觉得我得翻唱这首歌。

这次为什么从爵士乐转身，投奔流行乐？

DK：有人说我“离开爵士乐”，说我“变了”。谁说的？他们不知道我下一步会做什么吧？你喜欢纳京高（Nat King Cole）和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吗？你更喜欢谁？Nat King Cole有没有做流行乐？有吧。他录制了那么多张风格不同的唱片，什么都做过：摇摆的、爵士的、整张西班牙语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因为他可以。他有足够的自信，也够才气，他有冲动去做不同的事，也有获得商业成功的愿望。承认希望获得成功，我从不觉得是件丢脸的事。

做这张专辑很有意义，也很挑战自我。它跟我第五张专辑《When I Look in Your Eyes》一样，都是我人生特定阶段的写照，令我的世界更大、更有意思。我真是很开心，像《亡命之徒》这样的歌，自己听了那么长时间，能有机会按照原版去翻唱。向原版致敬，按照美妙的旋律与和声录制一首好听的歌，而没有将它翻成爵士风格的歌，我并不觉得缺乏“创意”。并不是非得来一段即兴独奏，或像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或The Bad Plus那样先锋，又或者来一段Radiohead的旋律才叫“创新意识”的。

你如果在我的位置就会明白，按原版那样去唱难度很大的。说了这番话，我并不是在给自己辩护。我可以说，在我的音乐生涯中，迄今为止我所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诚恳的，都是来自音乐上的考虑。说我“转流行了”的人：你看我并没有插上电吉他。我不是鲍勃·迪伦。无论怎么变，我都不会离开爵士太远。

选大卫·福斯特担任制作人出于什么考虑？

DK：我跟大卫认识很多年了。这次找他，我觉得时机到了，而且做这样的唱片他很适合。大卫有爵士乐背景，但他也制作流行乐，他做钢琴伴奏很出色。

向原版致敬的挑战在哪里？

DK：去弹琴、去唱的时候，得像是自己写的那样去发自内心地讲故事，而不光是单纯地翻唱。我没有席琳·迪翁（Céline Dion）那样宽的音域，我要做的就是让听众感觉到我的诚恳。

这里面哪一首是你年轻时就梦想要唱的？

DK：《别再做梦》（Don't Dream It's Over）。1983年我跟吉米·罗尔斯（Jimmy Rowles）学琴，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我躺在地板上，吉米连续弹了六小时的琴，爵士、流行什么都有。当我听着《别再做梦》时心里想：我的天，我有朝一日该怎么去翻唱这一首呢！当时我什么都听，身边也经常能听到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约翰·斯科菲尔德（John Scofield）这些人的现场。我一个小屁孩儿，当时真是完全沉浸其中。跟今天的先锋比起来，当时也毫不逊色。跟我同一代成长起来的爵士乐手：萨克斯手约书亚·雷德曼（Joshua Redman）和贝斯手克里斯蒂安·麦克布莱德（Christian McBride）他们，当年什么都翻，意气风发。

Jimmy Rowles对你的影响最大？

DK：我还保存着他为我手写的和弦乐谱。那时候我会坐在他的沙发上，不断问他有关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的问题（吉米是比莉的钢琴伴奏）。最近有一次我开车回家时，偶然听到电台在放吉米的音乐，马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无论我怎么弹琴，就算现在弹《壁花女郎》，我听起来还是会像他。

据说你特别希望与伍迪·艾伦合作。

DK：我有点像伍迪·艾伦电影里的角色。12年前我还真在他的电影里出现过一回，具体是哪一部我忘了。我只记得我有机会跟他聊了一会儿，在片子里弹钢琴。我喜欢伍迪·艾伦，有一次生病，我看了三遍《曼哈顿谋杀疑案》（Manhattan Murder Mystery）、四遍《罪与错》（Crimes and Misdemeanors）。那真是大师作品，就跟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一样。

有些歌是非得到上点年纪了才适合去唱吗？

DK：没错。听着鲍勃·迪伦翻唱弗兰克·辛纳屈的《Why Try to Change Me Now》，我自己试过录唱这首歌的小样，但唱到某个部分总觉得不对：（清唱起来）“I'm sentimental so I walk in the rain……”这首歌，我发现只适合像73岁的鲍勃·迪伦那样的人去唱。他是过来人，有体验。

你自己也写歌吗？

DK：没有了。我不是诗人，生来就是个弹爵士钢琴、做即兴演奏的，而不是唱作人。身边有那么多强大的创作者：像我先生埃尔维斯、琼尼·米切尔（Joni Mitchell）、尼尔·杨（Neil Young），我做演绎就好。

你与埃尔维斯平常会做音乐上的交流吗？

DK：我俩共同抚养两个孩子（笑）。他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而且对我相当支持。我记得以前开车时很喜欢听他的《My Aim Is True》，哪会想到有天会嫁给他。对我来说，埃尔维斯的代表作肯定是《Painted from Memory》。他是我丈夫，碰巧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比我擅于表达自己，他自己写歌，他是个诗人。

我母亲去世时，我的《The Look of Love》那张专辑刚获得了成功，唱片公司当时希望我继续这个路子，但当时我别的都干不了，只想写点东西。于是埃尔维斯帮我写了一首歌——至今我最为自豪的歌就是《Departure Bay》，我俩合作的：我谱曲，他作词。

2014年夏天，我们在温哥华岛的渔村度假。我们买了披头士的录音合集，我喜欢在岛上做饭，那里一家商店都没有，很放松。我们每晚上吃完饭就在高保真音响里放上不同的披头士专辑听。我们会一起聊音乐，我会问他这个问他那个。

有计划再合作专辑吗？

DK：我们曾经合作过一张专辑，叫《The Girl in the Other Room》。平常最多的“合作”就是待一块儿听音乐了。我儿子只想玩任天堂的游戏，他会试图说服我：“里面有爵士乐，你肯定会喜欢的！”

Writer Lucy 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