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在威格莫尔开过独奏会的“留声机大奖”得主,不算优秀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
- Lucy Cheung

- Jul 13
- 28 min read
Updated: Jul 21

7月13日黄昏,钢琴家付骁远(George Xiaoyuan Fu)在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举行了独奏会,节目从舒曼延伸到梅西安,他创作的新作《猫与他的音乐主子》(The Cat and His Music Master)也做了世界首演。同在这个7月,付骁远的新专辑《与舒伯特独处》(Solitude with Schubert)也已发行。
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毕业生,到柯蒂斯音乐学院,再到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付骁远一路走下的是非典型的职业音乐家足迹;后来他遇到了作曲家弗雷娅·韦利-科恩(Freya Waley-Cohen),两人在伦敦安了家。
我和付骁远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留声机》大奖的颁奖礼上。当时他凭借《涂色本》(Colouring Book)获得最佳概念专辑奖。我尤其喜欢其中钢琴家自己改写摇滚乐队Radiohead作品《安全气囊》(Airbag)的一首《帕萨卡里亚》(Passacaglia on a Theme by Radiohead),并自此开始持续关注他的录音和现场演出。
在初夏的时候,我约付骁远到考文特花园附近一家咖啡馆,边吃早餐边聊天。起初坐在店里,可咖啡机和邻桌谈话声太响,于是转移到街边窄路旁。虽然市声不时干扰,我们还是将谈话录了下来,制作成第二期“伦敦有耳|即时作客”(London Ears|The Riff Residency)播客,并同时在小宇宙、网易云、喜马拉雅及Apple Podcasts上线。
在华盛顿长大的付骁远,起初想尽量用中文交谈,可每当碰到音乐上的抽象概念,偶尔还是会为寻找准确的中文表达挣扎一会儿,最终的谈话也就自然而然地以中英文混杂的形式呈现。

即时Riff对话付骁远:
有了一锅汤,才能舀出一碗来
LC=张璐诗
GXF=付骁远George Xiaoyuan Fu
付骁远的普鲁斯特问卷(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性格问答游戏,后来因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回答而得名。它通常以简短问题进入一个人的趣味、性格、弱点与自我认知,是一张轻巧的精神侧写):
我最突出的性格:
我的毒舌幽默。
我最重视的品质:
诚实。
我最大的缺点:
有时候想得太快。
我最不擅长:
拉小提琴。
对你创作和情感上启发最大的是:
努力寻找自己的信念,并且坚持、捍卫它。
最喜欢的作家:
约翰·斯坦贝克、扎迪·史密斯、弗兰茨·卡夫卡、埃莱娜·费兰特。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钢琴家:
我只列已经去世的,否则这份名单会没完没了:本诺·莫伊谢维奇、伊格纳茨·弗里德曼、阿图罗·贝内代蒂·米开朗杰利、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阿图尔·施纳贝尔、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鲁道夫·塞尔金……
大家对我最大的误解是: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我请太太替我回答:有时候别人会觉得我特别随和、特别放松。她每次听到都会笑得不行。
大家都知道我是钢琴家,但生活中的我一直都是……
爱讲故事的人。
最喜欢住在哪里:
伦敦。
你心目中的理想年龄:
就是现在!
曾发生在我身上最不可思议的事:
我爱的人,也同样爱着我。
用得最多的一句话: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最希望人们注意到的事情:
我的毒舌幽默。
我不是一个政客,可是……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不用负责任何事情!

LC:这一期“伦敦有耳|即时作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钢琴家付骁远,George Xiaoyuan Fu。我注意到,你每次演出都会使用完整的中英文名字,而不只是George Fu。
GXF:对。George这个名字其实和我的出生地有关。我出生在华盛顿,医院在Georgetown,按照一种中国人的取名方式,妈妈给我取了George这个名字。
至于“骁远”,我属马,“骁”这个字也和马有关。对不懂中文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可能有一点陌生,但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毕竟也是华裔美国人,所以对我来说,让大家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也很重要。
LC:要不我们还是从你的生活和音乐开始吧。我知道你小时候接触钢琴,其实有一点偶然,是在一个二手旧货市场上发现了一台琴?
GXF:对,英文叫yard sale,就是家庭庭院旧货出售。我还记得,那是一台很小的电子琴,非常简单,大概只有十个键,根本算不上什么真正的钢琴。我的父母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有了不错的工作,也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些机会。我妈妈是南京人,但出生在北京。我父母都是在东北长大的,后来都成为微生物学家,来到马里兰做科研,我出生在华盛顿。
我小时候开始上钢琴课,后来又搬到了纽约。老师会要求我练琴,而我自己也愿意练,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变成职业。后来,我开始参加一些国际比赛,成绩也不错。真正到了申请大学的时候,我面临一个选择:是去茱莉亚学院学钢琴演奏,还是去哈佛大学?我父母完全不是那种“虎爸虎妈”。他们从来没有逼过我。学琴一直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真正选择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其实很害怕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钢琴。
LC:为什么?
GXF:正因为没有人逼我学音乐,所以我反而很害怕,在那样一种高度密集、专业化的环境里,我会失去对音乐原本的热情。
而且我对其他事情也非常好奇,我想学习更多东西。去了哈佛以后,我学的是经济学,同时也学德语、俄语,还有很多哲学,我对20世纪欧洲哲学特别感兴趣。我当时觉得,如果自己真的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这些东西终究都会有用。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有了一锅汤,才能舀出一碗来。”我整个教育过程,大概都是按照这个方式进行的。但最后,我这是在骗谁呢?我终究还是一个弹钢琴的。
LC:是因为钢琴、音乐恰恰是你真正热爱的东西,所以你害怕失去?
GXF:是的,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你真正的热爱,所以你不愿意放弃,无论前面有多少困难,无论有多少其他事情,我最后还是会逼自己去练琴。到了某一个程度,我发现自己根本做不了别的事情。所以可以说: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成了弹钢琴的。(笑)
LC:如果让你回忆一下,最早真正触动你的音乐是什么?
GXF:我第一次弹肖邦的时候,大概只有六七岁,弹的是一首升c小调的夜曲。那并不是一首特别复杂的作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我还记得自己非常喜欢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第一次弹的时候,我心想:天啊,这个人太厉害了。
LC:这其实也不寻常,很多孩子接触肖邦,可能就是去上课,然后练习老师布置的曲子。
GXF:我记得,大概八岁左右,我也弹了贝多芬《第一钢琴奏鸣曲》,自己觉得弹得还挺好的,还主动去听布伦德尔的光盘,心想可以学学他有什么板斧。后来父母带我去肯尼迪中心听一场音乐会,我忘了是哪一位钢琴家弹这首曲子,演出结束后坐车回家,我在车里就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算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是!”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在艺术感受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需求。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我会觉得非常难受。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这么刻苦地练琴。当你终于能够听见自己心里原来想象的那个声音,那是最美好的感觉。
LC:所以你应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GXF:对,是的。完美主义。各个方面都是。比如我做饭的时候,如果洋葱没有切好,哪怕只是差一点点,我也会觉得不对。

LC:你做饭喜欢做什么?
GXF:我很喜欢做饭。我父母特别喜欢吃中餐,而我到了国外以后,总觉得外面很难找到真正的家常菜。到最后,还是家常菜最好。
如果做饭的人在做一道菜的时候有某种真正的感情,这道菜就会更好吃。即使技术上并不完美,你还是能从里面尝到一些东西,这会让食物变得更美味。还有,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人和你一起吃,那当然是最好的。
我觉得音乐和食物非常相似,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音乐有乐谱,烹饪有食谱,其实非常相似;两者也都有技术——东西怎么切,怎么煎,怎么煮。有一次,我弹一首作品,怎么弹都找不到感觉。我的老师刘孟捷问我:“如果你要做一块猪肉,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调味?”他说:“不。如果锅里的温度不对,无论你放什么调料,这块猪肉都不会好吃。”然后他告诉我,面对一首作品也是一样。如果你内心没有找到正确的温度,没有找到最恰当的表达,那么无论你加多少色彩、多少细节、多少复杂的处理,都没有意义。所以最重要的,首先是找到那个“火候”,那个温度。
LC:但这种温度、这种情绪,并不是你想要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
GXF:对。它不可能随叫随到。但作为一个职业演奏者,你必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自己带到那个地方。
LC:比如呢?你的方法是什么?
GXF:比如我会想象一个场景,或者想起一部曾经给我很深感受的电影。现实中,你可能感冒了,可能胃痛,也可能有时差——这对我们来说太常见了。但到了舞台上,没有人会给你任何提示,所有人都在那里听你。所以你必须调用脑海里的记忆和想象。你的想象越丰富,你能够进入的情绪也就越丰富。而且,就像刘孟捷告诉我的,感受越具体越好:你必须能够描述所有细节——水是什么颜色的?温度是多少?如果你能够把整个场景非常具体地想象出来,音乐里的感觉自然就会出现。然后,所有的技术——发音、力度、色彩、踏板——这些东西才会从那个最初的感觉里生长出来。技术是第二步,最重要的是第一步。
我16岁的时候第一次跟刘孟捷学习。当时他给我的震撼非常大。他是我真正接触到的第一位亚洲钢琴家。我看他演奏的时候,完全被迷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音乐上可以如此成熟,而且他是一位非常真诚的钢琴家。你能从他的演奏里直接感受到他正在感受什么。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从16岁到20岁出头那几年,他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榜样。当然,那只是一个起点。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过我们现在仍然很亲近,我还是经常和他聊天。
LC:(中途被咖啡馆侍应生打断了一小会儿)我们刚才谈到,每次演出之前,你都必须用各种方法,让自己进入那个正确的“温度”。
GXF:对。因为你没有第二次机会。观众买了票,来到这个场地听你的音乐会。你没有理由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今天胃痛。”你对观众负有某种责任,因此,你必须想尽各种方法,让自己的心抵达正确的温度。这也意味着,你对一首作品理解得越深,就越能够找到各种不同的入口。
我经常从身体感受开始。比如皮肤上的感觉;比如一种食物入口是什么滋味,是辣,还是苦。假如你弹的是一首葬礼进行曲,如果你真的能够在心里感受到失去一个所爱之人是什么滋味,那么从这个位置重新看那些音符,突然之间,音符里的话语就会自己浮现出来。一切都会变得非常清楚。有时候老师会说:“你现在还没有站到那个位置上。”我年轻的时候弹某些作品,也会觉得,如果想要真正产生感情,就必须能够“唱”出来。问题不一定是这首曲子不好听,而是你的心还没有抵达正确的位置。
有些作品非常深。年轻的时候,在音乐学校里,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周围又有那么多伟大的演奏、录音,你很容易被困在里面,找不到出口。你当然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法,但仍然需要耐心,慢慢弄明白:这首作品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我接下来也会在威格莫尔音乐厅演奏贝多芬《第三十钢琴奏鸣曲》。这是一首非常抽象的作品,写到这个时期,贝多芬仿佛已经越过了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世界。这是晚期贝多芬,有时候,他写下来的音符甚至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如果你真正理解每一个音符——为什么这个sf(突强)写在这里?为什么和声突然变得这么奇怪?——你会逐渐进入晚期贝多芬的世界。那时他已经走到生命的晚期。他不在乎了,反正他也听不见,他已经越过了所有容易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最吸引我的音乐往往不是容易的音乐,而是会向我提出挑战的音乐。
LC:贝多芬的写作一直都很有革命性啊。
GXF:确实如此,他的乐句永远不会走向你以为它应该去的地方。莫扎特不是这样,莫扎特写出一个乐句,它自然就唱了起来,仿佛这个乐句直接从天堂降落下来,它就在那里。但贝多芬不是,贝多芬像是在说:“不,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位置。”而你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
LC:但这也正是我喜欢贝多芬的原因。
GXF:我也是,因为到了最后,你可能突然会说:“哦,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音符必须在那里。”我想,这也许可以叫作一种“内在结构”。就像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随着年龄增长,会慢慢变得清晰。然后,当你面对作品表面那些非常奇怪、甚至非常困难的东西时,你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让它们产生意义。
这可能也和我自己作曲有关。我记得有一次在肯尼迪中心,一位老师对我说:“你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要像它是你自己写的一样。”我从来没有忘记这句话。
事实上,在我的人生里,有好几次参加钢琴比赛时,评委都对我说:“你把作品弹得就像是自己写的似的。”以前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批评,好像他们是在说:你这是在为所欲为。但其实不是,如果我真的相信一部作品,我就必须像它是我自己写的一样去演奏。而这也意味着,对于同一个对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看方式。
其实,“盲人摸象”就是理解这种方法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你想要创造、或者理解的那个艺术对象始终在那里,但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去接近,所以对我来说,诠释、即兴……其实都像是从不同的位置,去触摸同一头大象。
LC:我知道你以前参加过爵士乐队,也学过爵士和声,这段经历和你后来作曲之间,是不是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GXF:是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大概有两年时间在爵士乐队里弹琴,我一直非常喜欢爵士乐。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天啊,他太厉害了。霍洛维茨曾经说过,奥斯卡·彼得森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家,我相信这句话。
但是对我来说,爵士乐……乐谱。很多人花一辈子的时间练习怎样在钢琴上创造不同的色彩和质感,所有这些最终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意义。但对我来说,把东西写下来,或者遵循乐谱给出的方向,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创作方式之一。
为什么呢?比如,我非常熟悉古典音乐。在古典音乐里,一个人可能在两百年前写下一首作品,他把自己对音乐的想法变成音符,用真正的墨水写下来,给你留下某种指示。所以我觉得,“诠释”本身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你面对古典音乐的时候,你面对的是非常漫长的历史。你怎样看待一个想法?怎样处理它?它有一点像食谱,对不对?里面有一些步骤,但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仍然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最后这道菜还是得由你来做。
乐谱的好处就在这里,它给了你非常多的东西,而我特别喜欢一头扎进每一个音符里,深挖下去。所以对我来说,研究乐谱有一点像考古,也有一点像研究《圣经》。
你知道,有些修士可能离群索居,反反复复研究《圣经》里的同样五句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经过如此深入、如此严肃的研究,你突然会抵达一个仅凭直觉无法轻易抵达的地方,这就是吸引我的东西。而且说实话,弹爵士乐让我压力很大。(笑)
LC:压力很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爵士乐。
GXF:真的压力很大。
LC:为什么?
GXF:因为里面有太多混乱。当然,当你听真正的大师演奏时,混乱和结构会融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但是……
LC:我记得你说过,你喜欢在一个框架里创造。
GXF:对。爵士乐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怎么说呢?它有一种无限的自由。
LC: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好的爵士乐队有点像室内乐团,因为乐手必须互相聆听。
GXF:当然,他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听彼此,而且需要非常高的技术。爵士乐其实有非常多的前提条件,所以很多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也可能变成一种混乱,因为如果演奏者不具备那些条件,那么即使拥有无限的自由,最后也只是一团乱。
但爵士乐手所享受的那个“框架”,和古典音乐的框架完全不同。他们当然不是在胡乱演奏,他们已经理解了和声,也理解了结构,但是那种框架对我来说,反而并不自由。我会觉得压力很大,也会觉得受到限制,因为我的脑子里会一直想:好,这个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应该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说,爵士乐这种处理音乐结构的方式……可能和我不太兼容。
LC:有意思。
GXF:对,只是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从A走到D的方式而已。
LC:是不是因为,在爵士乐里,你必须一边即兴,一边实时建构结构,同时又要把所有东西组织起来,还必须听其他乐手正在做什么……这本身是不是也让你感到压力?
GXF:当然,这是一方面。而且在一个爵士乐队里,钢琴究竟承担什么角色?它在音乐里到底应该做什么?我演奏的时候,有时真的不太明白它究竟应该做什么。(笑)但如果我在家里作曲,就没有这样的限制。我可能先即兴出30秒,或者60秒的音乐,然后,作曲的过程就是回过头来使用这些材料,慢慢改善它们。
我会重新审视自己究竟做了什么,然后用一些理论和分析的方法来看:这里是什么和声?是什么结构?使用了什么音程?什么节奏?我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从这些东西出发,再继续研究。如果一首作品从这些最初的材料里生长出来,它最终可以变成什么?这其实和《涂色本》的创作理念有关,整张专辑背后的思路就是这样。因为我后来意识到,巴赫、勃拉姆斯、贝多芬其实都是这样工作的。比如贝多芬可以拿四个音,最后写成一部40分钟的交响曲。所以我才说,这有点像考古,你手里有一些材料,然后必须从这些材料里挖掘、建造出一个更大的东西。

LC:你在《涂色本》的文字里谈了很多自己怎样理解音乐,我记得最后你谈到了德彪西,说德彪西是在肖邦的基础上继续前行的,一方面延续传统,另一方面又不断创新。如果我们看德彪西和肖邦,他们继承的是什么、创新的又是什么,那么到了你这里呢?你觉得自己的“继承”在哪里,“创新”又在哪里?
GXF: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肖邦生活的时代,音乐家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那时的欧洲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巡演,公开演出越来越多,但肖邦处理钢琴的方式始终非常个人化。
我是一个钢琴家,我会弹琴,我当然也可以写非常难的作品,写那些技巧上极其困难的东西,很多钢琴家,包括我自己,都会有这种冲动,想弹得更难,或者更快。但如果音乐只是不断展示:“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对我来说,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应该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LC:那你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
GXF:我不知道。(笑)
LC:你当然知道。
GXF:我真不知道。(笑)不过,我非常喜欢钢琴这件乐器,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声音。
钢琴是一件非常奇怪、也非常有意思的乐器,因为当你按下一个琴键之后,就再也无法控制那个声音怎样消失,所以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钢琴家,一辈子都在想办法制造某种“魔法”:怎样让一个已经弹下去的音听起来仿佛还在渐强?当你弹四五个音的时候,怎样让听者听见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怎样制造色彩?
很多人认为,钢琴的声音一旦发出就开始衰减,因此钢琴没有真正的色彩,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或者说,是一种错觉。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这件乐器,最伟大的钢琴家兼作曲家都明白,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乐器,它拥有多少种可能性。
LC:当你真正决定走职业钢琴家这条路时,周围应该有很多噪音吧?比如怎样更快出名,怎样更快成功。你当时怎样看这些事情?又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作为一个钢琴家,人们总会告诉你,你必须找到自己的特点,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但这种东西又不可能凭空制造出来。
GXF:这是个好问题。你必须听很多音乐,也必须认识很多艺术家,然后你必须相信,没有任何人走过那条真正属于你的路。但最大的“噪音”,其实是怎样吃这碗饭。(笑)对吧?钢琴这碗饭不好吃的。尤其是我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身边有那么多优秀的钢琴家、优秀的音乐家,但后来我看到的问题是,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无论你去了什么样的音乐学院,最后还是必须听很多音乐,然后慢慢选择:你究竟最适合成为怎样的音乐家?哪些作曲家更适合你?什么样的音乐更适合你?你自己真正的音乐兴趣究竟在哪里?
对我来说,虽然我对钢琴本身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最终真正吸引我的,还有音乐之外的那些联系。比如舒曼写了大量钢琴作品,但文学对他的影响同样非常深,舒曼特别喜欢E.T.A.霍夫曼(E.T.A. Hoffmann)的作品,霍夫曼笔下有一个人物叫约翰内斯·克莱斯勒(Johannes Kreisler),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写过不少与克莱斯勒有关的故事。
抱歉,我用中文讲这些真的有点挣扎,我还是说英文吧。(笑)
对我来说,舒曼受到的文学影响,和他的钢琴写作本身一样有意思,所以如果我切断自己通往文学的那条路,不去阅读,不去写作,不去思考,不深入研究,也不和其他作家交谈,那么音乐创作中有一部分就会消失。
所以问题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真正驱动你?而观众反应最强烈的,往往恰恰是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这种热情是会传染的,当你对某件事情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时,其他人也会感受到,所以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周围有太多让人分心的东西。
尤其是在Instagram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一段30秒的视频,展示自己在某个著名音乐厅演奏的样子——30秒的人生。但真正可持续的职业生涯,是日复一日的,你必须真正对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装不出来的,所以你越能够接近那些对自己而言真实的东西,就越可靠。
我想,这也是我一路走来必须依靠的东西,否则为什么要做呢?如果不是因为真正想做,为什么还要做?我很幸运,每天都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LC:而我估计不是每个学琴的人都真的喜欢音乐。
GXF:对,这是真的。我确实看到很多人,唯一能够想象的人生,就是成为音乐家。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一个孩子很小就开始学音乐,然后除了音乐以外,什么都不做,音乐成为他唯一能够想象的人生,一种单一维度的人生。但这种成长方式也有很多优势,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其实非常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拥有某种非常特别的力量和熟练程度,而这些东西,我必须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获得。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对音乐有一个只属于我的视角,这个视角来自我接受过的教育,也来自我的成长经历,而最终,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忠实于自己的长处。
LC:能不能再具体解释一下你说的这种“视角”?你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些,你说自己年轻时对哲学非常感兴趣,现在又谈到文学,在此之前,你还学习过不同的语言和经济学,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究竟怎样影响你看待音乐的方式?
GXF:比如说,当我们面对一段文本的时候,古希腊人曾经认为,书写是一件危险、甚至具有背叛性的事情,因为一旦你把某样东西写下来,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他们认为口述传统才是最真实的,因为你和意义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音乐里也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的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因为古典音乐把太多东西寄托在“文本”上,我们拥有乐谱,而且几乎把它当作宗教文本一样对待。比如有人发行一张贝多芬录音,马上就会有人非常生气地说:“不对!贝多芬明明是这样写的!”但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究竟怎样从音乐中获得意义?我们的方式,是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从中寻找意义。
如果你看文学,它所使用的几乎是人类最基础的技术——书写。书写是人类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之一,它让我们拥有历史,让我们能够建立社会,我们整个知识体系,几乎都是通过书写建立起来的,大学里到处都是书,到处都是文字。
所以文字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任何形式的书写都让我着迷,甚至绘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放在这个脉络里理解:人类使用一种技术,把某样东西留下来。而“写下”与“诠释”这两个动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整个艺术实践的心脏。
比如,我就是那种会拿着一份勃拉姆斯乐谱,看着上面一个mp,或者一个很小的记号,研究很久的人。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想到作品118了,勃拉姆斯会写f,或者sf,或者fp……当然,你可以简单地说,这些记号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触键,但我觉得远远不只是这样。
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我们为什么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做这件事?一定远远不止如此。而当你把自己也带入其中时,这就变成一个巨大的解码、创造和研究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文学会吸引我。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可以直接打开一个宇宙。比如我最近读了李翊云的回忆录《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她使用文字的方式非常简洁,有一种非常中国式的观念,她不会用太多字去解释自己想说的事情,也正因为这一点,我阅读的时候,自己的想象反而变得更加丰富。
我经常觉得,李斯特的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因为他写了太多音符,所以演奏的时候,很容易让所有那些音符听起来都像是多余的。所以,一个好的作家或者一个好的作曲家,无论写了多少音符、多少文字、多少字母,每一个都必须存在,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
LC:这是你最近在读的书?
GXF:对,我最近在读。我最近也在读鲁迅,不过读的是英文译本——你也听得出来,我的中文还是有局限。(笑)最近我对鲁迅特别感兴趣,鲁迅太厉害了,也太压抑了。(笑)
LC:怎么突然对鲁迅感兴趣?
GXF:因为归根结底,我是美国人,所以我对中国人怎样思考这件事,非常好奇。我有时会说:“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想法。”但我的这种判断,当然已经被一种西方的感受方式,或者说西方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当我阅读中国作家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哦,我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而且每看到一个人物,我都会想:这种人我见过。(笑)
比如我刚刚读了《阿Q正传》,天啊,阿Q。英文里到底怎么解释这种人?我觉得根本没有一个真正对应的人物,阿Q是一个太中国的人物了,你找不到真正的西方对应物。他既是一个你会喜欢的人,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令人厌恶,但某些时候又有一点让人佩服,而且他理解社会、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非常中国的,当然,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中国。
我觉得,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就很难真正理解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也很难理解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叙事,而很多华裔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和这段历史的联系,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愿意谈论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不太想谈。(笑)
但是,当一个社会集体面对这样的事情——有些经历是所有人共同经历过的,背后有一整段历史——然后你突然搬到另一个国家,一切重新开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演奏的音乐,我所接受的训练,我每天从事的艺术实践,完全是西方的,但是有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非常中国,非常、非常、非常中国。
LC:是在演奏的时候吗?
GXF:是我处理乐谱的方式。
LC:怎么说?
GXF:我觉得自己理解“表达”和“记谱”之间关系的方式,和很多人不太一样,但我很难准确说出究竟是什么,我不能说:“哦,因为我的渐强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这种具体的东西。如果允许我用一个非常粗的笔触去概括,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里有一种很强的实用性,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诚实,我不知道怎样更准确地解释。
我只能说,我演奏音乐的某种方式,让我感觉,它就是所有这些东西最终综合在一起的结果,再具体,我可能真的说不出来了。
LC:现在可以谈谈《猫与他的音乐主子》了吗?
GXF:可以。其实我不知道Music Master应该怎么翻译,还是先讲讲这首作品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刚才我们谈到了舒曼,我上大学的时候对E.T.A.霍夫曼非常着迷,他也是舒曼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霍夫曼笔下有一个人物叫约翰内斯·克莱斯勒,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一个天才作曲家,他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唱歌,还会弹鲁特琴,但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浪漫主义人物,非常阴郁、非常抑郁,却又非常好笑,而且说话尖刻。
与此同时,他还有一只猫。在霍夫曼的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Tomcat Murr)里,这只猫叫穆尔(Murr),它自学读书写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很喜欢写作,经常会说:“你看,我的诗写得多么美。”结果一看,原来是抄莎士比亚的(笑),但它毕竟只是一只猫,所以整件事情非常好笑。
这本小说表面上写的是穆尔的一生,但穆尔的自传和克莱斯勒的传记被装订在了一起,所以你读故事的时候,先是猫的故事,突然中断,然后进入克莱斯勒非常阴暗的故事,接着又回到猫,再回到克莱斯勒,整个结构非常分裂,而这和舒曼的音乐很像,因为舒曼本人也有一点疯狂。
LC:有一点分裂。
GXF:对。我非常喜欢舒曼,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很能认同他。他原本应该去学法律,家人希望他成为律师,但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最后说:“不,我要做艺术家。”然后他尝试成为钢琴家,却把手弄伤了,又爱上自己钢琴老师的女儿,他的人生一直有这种感觉: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很难真正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即使音乐已经是他正在做的事情。
LC:你听他的音乐时,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GXF:会,但与其说我认同的是他人生里那些具体的事情,比如钢琴老师的女儿(笑),不如说,我非常认同他面对音乐的方式。
舒曼写过《克莱斯勒偶记》(Kreisleriana)。我当时一边读霍夫曼的小说,一边开始写《猫与他的音乐主子》,有一天,我发现桌子下面正好放着《克莱斯勒偶记》的乐谱,因为纸有一点透,所以我仍然能够看见背后的音符,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和霍夫曼的小说非常相似。
所以我的作品也不断被打断、切开,里面还有一些对舒曼的有趣引用。与此同时,我那时刚看过一部关于多重宇宙的电影,几条不同的叙事同时发生,我就在想,我们总觉得这种结构是非常当代的东西,但其实在舒曼的时代,这种写法已经相当常见了,慢慢地,这首作品的形式也就围绕着这些想法生长出来。
里面有克莱斯勒的音乐,有猫的音乐,有我的音乐,也有舒曼的音乐,最后所有东西混在一起,变成一大团东西(笑)。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音乐中广泛兴趣的一种致意:你对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感兴趣,而这些东西又会反过来告诉你,音乐可以多么丰富、多么有色彩。这就是这首作品的由来,也就是《猫与他的音乐主子》。
LC:我很期待听到这首作品。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不同钢琴家对音乐会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而我觉得,这和每个人自己的个性非常相关。我之前和斯蒂芬·霍夫(Stephen Hough)聊天时,他告诉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浪漫、非常感性的人,他觉得一个人心里必须有真正好的旋律,必须能够被旋律打动,比如他非常喜欢拉赫玛尼诺夫,他自己也是作曲家,作品里也能够听到这种对旋律的喜爱。我当时也跟他提到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布伦德尔曾经在不同场合批评拉赫玛尼诺夫过于感伤、情绪过多,作品好像一直停留在青春期。
GXF:对,布伦德尔很喜欢说这种话(笑)。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过一点类似布伦德尔的想法,比如柴可夫斯基,当时很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他很会写那种特别感伤的旋律,但音乐本身不够深。
后来我又回过头重新思考这件事。你当然可以说柴可夫斯基喜欢写旋律,但有很多非常“知识分子型”的作曲家,根本写不出这样的旋律,所以能够写出真正动人的旋律,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天赋,而且你无法通过分析解释,为什么一个旋律就是如此动人。比如《天鹅湖》最后的音乐,旋律本身几乎就是一个音阶,但下面的和声不断变化,最后产生一种非常深、非常痛苦的感觉,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高的技巧。
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皮埃尔·布列兹,他是一个如此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很多人说布列兹的音乐非常抽象,但我完全不觉得抽象,我觉得他的内心非常激烈,甚至超出了普通音乐语言能够表达的程度。
我也曾经跟皮埃尔-洛朗·艾马尔(Pierre-Laurent Aimard)上过一些课,比如他处理梅西安和利盖蒂的方式,是非常真实的。我不知道还有多少钢琴家会以那种方式演奏。还有塔玛拉·斯特凡诺维奇(Tamara Stefanovich),她能够在音乐里做到的事情非常惊人,有时会让我汗毛直立,只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接近音乐的方式,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谈过的问题。
我不喜欢的一件事,是因为自己不喜欢某种音乐,就说别人喜欢的音乐不好,我完全不喜欢这种态度。比如莱昂·弗莱舍(Leon Fleisher)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钢琴家,但他曾说霍洛维茨演奏舒伯特《降B大调奏鸣曲》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我听了以后会想:我不觉得你可以这样说。另一个人带着非常深的感受和理解去接近一部作品,那就是他真正相信的东西。
同样,如果要反驳布伦德尔的观点——虽然我非常崇拜他——你只要听拉赫玛尼诺夫本人演奏自己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比如一道菜本来已经非常甜了,如果再加糖,就会甜得过头。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本身已经非常甜,所以处理它的时候反而应该非常、非常冷静,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拉赫玛尼诺夫本人演奏自己的作品,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企及,而且这也非常俄罗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里面有一种距离感,现在已经很少有钢琴家这样演奏了。
反过来说,如果我演奏布列兹,也可以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方法去研究每一个音:怎样做到最清晰?怎样做到最整齐?但如果面对如此抽象的音符,你仍然只用这种方法处理,最后有时会变得非常干。
所以,为什么叫performance?演奏就是你拿到这些材料,然后必须用某种方式把它们“卖”出去,对吧?不同的音乐需要不同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一个真正好的演奏者,哪怕拿一本电话簿来念,也应该能让它听起来很好听。(笑)
LC: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有哪些特别期待的音乐会,或者演出?
GXF:7月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会发行一张新的舒伯特专辑,由Platoon发行,里面有《c小调第十九钢琴奏鸣曲》,还有《c小调小快板》和《匈牙利旋律》,另外还有一些艺术歌曲,是和女中音洛特·贝茨-迪恩(Lotte Betts-Dean)合作的。专辑叫《与舒伯特独处》。

LC:我记得你上次和我见面的时候也谈到过舒伯特,他对你来说似乎非常特别。
GXF:是的。舒伯特有一点像柴可夫斯基,过去有一段时间,人们并不真正把他当成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我妻子也是作曲家,她在剑桥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本很老的《剑桥音乐辞典》,里面关于舒伯特的评价只有一句:一个次要人物,一个优秀的旋律作家。就这样。(笑)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舒伯特成为今天我们理解的那个“伟大人物”,其实是相对较新的事情,但他当然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作曲家。我觉得,要理解舒伯特,必须知道他首先是一个歌曲作曲家,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旋律、旋律、旋律。
LC:那么对你个人来说,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他对你这么重要?
GXF:我其实在音乐会节目册里写过这件事,我试试用中文讲,如果不行再换英文。(笑)
舒伯特写这些音乐的时候,很多作品是为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而写的,他们经常在沙龙里举行这样的音乐聚会,结束以后,大家再一起去酒馆喝酒,所以他的音乐是在一种非常特别的环境里产生的。
我们今天听古典音乐,通常会有一个舞台,演奏者在台上,听众在台下,但我觉得舒伯特的作品里没有这种等级关系,他写给你的东西非常直接,就像你在读一封亲密朋友写来的信,像是你最好的朋友写给你的一封很小、很私人的信。
如果这样去理解他的音乐,里面突然会出现非常多的东西,也许我是在胡说八道(笑),但对我来说,里面确实有很多意义。疫情期间,我弹了很多舒伯特晚期作品,包括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奏鸣曲。说到这里,我父亲在2018年去世,在那段时期,我突然感觉这些音乐里存在一种秘密的意义,当然,对我来说,那是一种非常私人的意义。
我并不是说,每次演奏舒伯特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但在这些音乐里,有一种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也有关于我们为什么仍然必须坚持下去的东西,还有一种乐观地生活下去的方式。对我来说,舒伯特在这些事情上表达得非常清楚,我想不到还有哪个作曲家,会用如此直接的方式触及这些主题。
LC:我知道你还自己画漫画?
GXF:对。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花生漫画》(Peanuts),喜欢里面的小鸟“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当然也喜欢弹钢琴的施罗德(Schroeder)。
LC:我以前也喜欢《花生漫画》,最偏爱“莱纳斯”(Linus)。
GXF:哈,是那个“哲学家”。(笑)我以前会给《哈佛深红报》画一些漫画,这次专辑的封面其实也是我自己画的一幅舒伯特漫画,我平时就喜欢画这种小小的涂鸦。疫情期间,我还画过一系列连续的漫画。
LC:也会放进专辑内页吗?
GXF:对,放在内页里,应该会挺有意思。
LC:你画这些漫画的时候,想抓住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GXF:我觉得它很适合舒伯特的音乐。舒伯特的脸看起来很开心,但背后其实有很多东西。
《花生漫画》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里面是一群八岁的孩子,但有时候非常哲学。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它表面上只是一个小男孩和一只玩具老虎的故事,但会触及很多非常大的问题,这些孩子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看世界。
LC:在上一张《涂色本》里,你改写了Radiohead的作品,之后还有没有类似的计划?除了古典音乐和爵士乐以外,你平时还听什么?
GXF:其实我非常喜欢说唱音乐,比如嘻哈,我很喜欢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上大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独立摇滚,当然包括Radiohead,还有其他一些乐队,现在我仍然会听很多大学时代听的音乐。
我接下来的一个计划,是写一部大协奏曲(concerto grosso),为钢琴与弦乐团而作,其中有一个想法一直在我脑子里。当你听古典音乐以外的东西时,有时候会突然听到一个和弦,或者一条低音线,然后心里想:“啊,我要把这个带回家,看看自己能拿它做什么。”
我一直在听肯德里克·拉马尔的一首歌《Alright》,里面基本上就是两个九和弦循环往复,我一直在想,这里面其实藏着一首作品。我还不知道最后写出来会和原曲有多大关系,因为在Radiohead那首作品里,你仍然可以清楚听见《Airbag》里的很多不同旋律,但这次可能会很不一样,每一首作品都不同。不过,这是我最近一直放在脑子里反复琢磨的东西。
LC:很有意思,我以前不知道你喜欢说唱。
GXF:我非常喜欢说唱,真的非常喜欢。我的妻子是作曲家,她也很喜欢说唱,而且她的音乐里经常会使用从说唱音乐得到的东西,她的节奏感非常强,作品里经常有很多切分音。她以前在皇家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写过一首作品,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节奏,其中一些灵感来自Chance the Rapper的一首歌。当然,你真正听那首作品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听出来是说唱的影响,但她说,自己听到那段音乐的节奏时,突然得到了一种启发。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节奏上的游戏,比如怎样让一个拍子稍微提前一点,或者稍微落后一点,因为说唱是用嘴完成的,而人的嘴本身就有自己的节奏,这些东西是我一直在想的。
LC:所以你刚才谈到的节奏和切分,是说唱音乐最吸引你的地方?那么歌词呢?内容比较参差不齐吧?
GXF:要看情况,真的要看具体作品。
LC:这么说最吸引你的还是音乐本身?
GXF:当然,因为它首先是一部作品,你必须和作品本身建立关系。但歌词和语言紧密相连,英语有自己天然的节奏,中文也有自己的节奏,要真正理解音乐里的歌词,就必须理解那种语言本身:它怎样押韵?语言的节奏是什么?英语里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节奏,而说唱音乐正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进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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