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任意門：想像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柔和的對峙

當我們試圖透過藝術想像另一種生活的可能，卻仍然沿用既有的規則與判斷方式時，我們是否也在不知不覺間重複著熟悉的秩序？藝術又能否為我們打開一個不同的想像空間，讓那些難以被理解、難以被歸類的經驗，獲得另一種表達與被接納的可能？

兩位藝術家 Dongdong 與 Minjun，透過各自的作品《Future Visa Centre》（未來簽證中心）與《The Un-Arrived Homeland》（未抵達的故鄉），從移動、身份認同與歸屬感出發，重新思考人與制度、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並嘗試在熟悉的規則之外，構想另一種理解世界與彼此的方式。

Future Visa Centre,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一個虛構的移民辦公室

Dongdong 在藝術家生涯中屢受簽證問題困擾。因此，她從這種限制出發，探討人的豐富、複雜性在制度的簡化與權力面前如何生存，也由此思考現有的制度結構是否能夠以不同的方式運作。

“Future Visa Centre 未來簽證中心”是一個虛構的移民辦公室，透過觀眾的參與式表演，未來簽證中心將移民辦公室的概念轉化為想像另類流動方式的空間。對於參與的觀眾，他們會由廣播介紹入場，隨後取號排隊。號碼下面有一段指令和引導，參與者需要在等待的時候閱讀這些內容，並按照指令開始做身體動作，同時想象一些和遷徙移動有關的問題。例如，想象一條不再存在的邊界。想象有什麼東西從你的指縫間穿過。這些問題不會要求他們馬上給出一個標準答案，而是讓他們在做動作的同時開始進入這個虛構的世界。

未抵達的故鄉

Minjun 過去以行動者而非藝術家的身份工作。三十多歲時，他決定出國，體驗一種不同的生活，卻也開始面對簽證、居留身份以及高昂生活成本等現實問題。這使他重新思考「理想國」——究竟什麼樣的國家是自己真正想去的，又如何抵達？也進一步追問，一個人為什麼想要離開某個社會？這些煩惱與離開的理由映照著社會的何種面貌？

他的作品“The Un-Arrived Homeland”（直譯：《未抵達的故鄉》）是一件三螢幕影像裝置作品，其創作靈感源自於與居住在英國的韓國參與者共同舉辦的工作坊。參與者完成一系列任務，以進入一個虛構的國度。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講述了自己的記憶、當下的生活、對韓國和英國社會的體驗，以及他們渴望抵達的社會形態。在工作坊中，主持人的角色將決定參加者是否可移居成功。

兩位藝術家都從現實生活中由「系統」所帶來的限制出發進行創作，並透過參與式的形式，讓作品成為重新思考這些結構的空間。也正是在這個脈絡下，RIFF 即時對兩位藝術家進行了一次平行訪問，試圖從各自的創作實踐出發，梳理制度、個人能動性，以及想像其他生活可能性之間的關係。

AC = Audrey Chan

「我真正想去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AC: 你們受到哪些日常生活的啟發，創作了這個作品？簽證、護照和居留身份如何影響你在倫敦的生活與創作方式？

Dongdong: 在創作「未來簽證中心」之前，我剛好經歷了一次比較複雜的簽證申請。當時因為一個柏林的合作項目，時間比較緊張，且遇到德國簽證系統調整的情況，最後我選擇通過西班牙申請入境歐盟。

每次簽證申請的過程中，我都必須提供財務記錄、居住證明、工作和旅行計劃信息，以及各種各樣的文件來證明我可以進入另一個國家。所以，簽證申請並不僅僅是文件的準備，它也涉及個人的身份認同，以及不同的人如何獲得跨境流動的機會。作為一名在倫敦生活和工作並擁有特定居留身份的人，我不能總是僅僅因為有合作或邀請就隨意前往某個地方，還有另一套系統需要決定我是否被允許在那裡停留。所以我遇到“Future Imaginaries”項目時,我開始將簽證與未來的概念聯繫起來。

Minjun: 在韓國，我一直以行動者而非藝術家的身分工作，而隨著時間過去，我開始想：「如果我繼續這樣生活下去，我是不是就會一直做著同樣的事情，然後這樣慢慢變老？」於是，我決定走上另一條路，去出國留學。但在這過程中，學費和住宿上投入了一大筆錢，簽證、居留身分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等實際問題，都成為必須面對的事情；而適應一個陌生的社會，也並不容易。

在某個時刻，我開始問自己：「那麼，我真正想去的，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與其去想像一個已經存在的、具體的國家，我開始想像一個自己真正想抵達的虛構國度。我也開始思考，如果仔細去看一個人為什麼想要離開某個社會，或許反而能夠從中理解一些關於他／她當下所生活的社會的事情。這也成為這件作品的起點。

The Un-arrived Homeland,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AC: 二位的作品中都演化了現有的visa審核制度、表格及機械化的程序，當觀眾被邀請到新的世界時，這些「規則」又是如何被借用來建立新的世界觀的？又加入了哪些虛構的部分？

Dongdong: 現實中的簽證系統需要通過文件來證明你的身份、出生日期、居住情況、經濟狀況、工作和旅行計劃等等。這些都是系統可以讀取、分類和驗證的信息。但在我所營造的未來簽證中心里，參與者申請的並不是進入某一個國家，而是進入一個未來的狀態，或者某種感覺、記憶、想法，甚至一些他們自己也還無法確定應該如何表達的東西。

當這個熟悉的簽證流程被用來處理這些無法被標準化的信息時，就產生了一種張力。參與者還是需要完成申請，也還是需要證明自己的申請，但他們能夠使用的「證明」不再只是文件，而是身體、動作、聲音、語言、沉默，或者其他當下發生的、具身化的表達。

Minjun: 我最直接借用的元素，是簽證審查制度。儘管作品邀請人們想像一個虛構的國家，我仍希望把現實世界中某些負面、甚至帶有暴力性的規則帶入其中。因此，我聘請了一位主持人來執行工作坊，並賦予他／她簽證官的角色。我也制定了幾項規則，讓主持人可以拒絕參與者。

例如，如果參與者沒有充分說明自己目前的處境，或沒有詳細解釋自己為什麼想要移居，主持人便被要求採取較為保守的判斷，給予他們一個「拒絕」（Denial）。另一方面，如果主持人認為「我覺得這個人應該被接受」，他／她便可以抽一張卡。如果卡片上寫著「通過」（Pass），參與者就可以獲准入境。

但實際上，十張卡片中只有一張是「Pass」。即使個別簽證官對某個人抱有同情，他們最終仍然是一個更大制度中的執行者。即使他們個人希望讓某人通過，如果整套制度原本就有一套嚴格的篩選邏輯，那麼最終的結果也未必會因此改變。

The Un-arrived Homeland,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規則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用來控制整件作品的工具。」

AC：你們在營造這個世界時，是如何同其他藝術家或參與者合作呢？例如DongDong有一部分是公開招募，一部分是邀請制，和他們合作時如何協調呢？

Dongdong: 我會想象每個作品進入 Future Visa Centre 之後會處在什麼位置，以及它能夠為這個空間帶來什麼。比如Ursula Pelczar的作品，本身是影像和裝置結合的形式。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看起來像石頭、但實際上是柔軟材質的物體，觀眾可以靠在上面休息。它們原本屬於一個完整的作品，但在這個項目里，只是把其中一部分帶進來，讓它們和辦公室的環境產生新的關係。還有 Pin-Yu Wu 的作品，是一個關於手和手指的裝置。它原本和觸覺、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有關，但放進 Future Visa Centre 之後，我將它和現實簽證系統中的身份確認、生物識別之間的關係結合起來。還有But Why? Theatre的作品是一個網站，但隱藏在future visa centre前台的便利貼上。它看起來只是辦公室里的普通便簽，但它上面記錄了的其實是一個鏈接和訪問密碼，觀眾可以通過它進入另一個未來簽證的虛擬空間。當然並沒有太多的申請者發現這個秘密。

Minjun: 在這件作品中，我透過公開招募的方式尋找參與者。不過，為了讓作品不至於完全失去最初的出發點，我確實設定了一項條件。簡單來說，我尋找的是那些在英國完成學業之後，不想回到韓國的韓國人。這項條件與作品的核心命題密切相關。作品基本上是在探問：一個人如何透過「想要離開」自己曾經生活其中的社會，重新回望那個社會。

對我而言，參與式藝術更接近於：創造一套有趣的規則或情境，然後觀察真實的人們如何在其中行動，以及會產生什麼樣的關係。即使你向每個人提出同一個問題，他們仍然會有不同的經歷與思考方式，因此產生不同的結果也是理所當然的。我認為，能夠接受這些差異非常重要。規則是一個起點，而不是用來控制整件作品的工具。

AC：對於參與者，他們又如何回應你們所創造的這一天馬行空的移民系統呢？大家什麼你們意想不到的參與方式，或者反饋嗎？

Dongdong：有的人想把二氧化碳移民到另一個星球，有的人想把大學時期參加 party 時的一些很快樂的記憶移到現在。有人想要移走一個旋轉的大腦等等。慢慢地，時間、空間、身體、記憶這些概念都會在申請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豐富。

Minjun：有一件我特別記得的事情。因為我自己是從想要離開韓國的渴望出發來進行這件作品的，所以我想，我可能預設了其他參與者也會主要以負面的方式，來描述那些他們想要離開的地方。但有些參與者一方面表示自己想要離開，另一方面卻也談到了自己對那些地方的感情，以及其中一些正面的記憶。

起初，我覺得這似乎與我原先想像的結構有些不同，但我後來認為，這些回應其實拓展了作品。它們讓我意識到，離開一個地方並不一定代表你不喜歡那裡。你可以愛著一個地方，同時仍然想要離開；而我們對一個社會的感受，也可能包含比單純的喜歡或不喜歡更加複雜的層次。

AC：那觀眾有從你們的工作坊中得到一些改變系統的力量或者權力呢？這些反饋與您創作作品時的想像相比，有哪些相同或不同之處？

Dongdong: 在這個作品里，參與者確實擁有很大的自主性。他們可以決定自己想申請什麼，可以把任何東西作為自己想要遷移的對象，也可以選擇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去表達它。但與此同時，他們最後是否能夠完成這次「遷移」，並不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我和另一位聲音藝術家 Lois Qi 在作品中作為兩位翻譯官，根據他們的表達做出最後的決定。我們有三種結果：完全翻譯、部分翻譯和翻譯延遲。「完全翻譯」意味著我們能夠理解他們所表達的內容；「部分翻譯」意味著我們只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而「翻譯延遲」則意味著我們現在無法理解（但這並不意味著永遠無法理解。也許下一刻，也許一百年以後，我們才會理解）。

這些決定本身其實也很有趣,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簽證中心是虛構的。它不會真的決定一個人能不能去某個國家，也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現實層面的結果。所以一開始我並沒有想到，參與者會非常在意最後的結果。他們完成申請之後，會聚集在門口等待，也會討論其他人的結果。他們甚至會很期待自己或者別人最終得到的「完全翻譯」。

這讓我意識到，雖然這個決定在現實層面沒有任何效力，但「被理解」這件事情本身可能比我預想的更加重要。所以到後面，我和 Lois 對這個系統的判斷也開始變得比較鬆動。雖然這個結果是虛構的，但參與者投入進去的時間、身體和信息都是真實的。我們之間發生的互動也是真實的。

這個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不是它創造了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而是它讓我看到，一個虛構的制度也可以產生非常真實的關係、期待，以及被理解或者無法被理解的經驗。

Future Visa Centre,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Minjun: 我注意到，當人們被要求非常認真地遵守一些稍微有點奇怪的規則時，他們往往會意外地覺得很有趣。起初，他們可能會感到有些尷尬或不自在，但到了某個時刻，便會開始投入那個情境。我覺得桌遊也是以類似的方式運作。那些規則在日常現實中可能完全沒有意義，但一旦遊戲開始，我們就會開始非常認真地對待那些規則。

不過，有一件事是我比較謹慎看待的，那就是在一開始就把「改變參與者」或讓參與者產生某種「賦權」（empowerment）感，設定為作品的目標。在韓國，有一個特定的脈絡稱為「文化企劃」（문화기획，munhwa gihoek）。它在某些程度上與我們所說的社會參與式藝術有所重疊，但在韓國的文化政策中，往往比起作品本身，更強調參與者改變了多少，或者他們獲得了多少集體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因此，參與式計畫有時會承受一種壓力，必須為參與者提供某種特定的教訓，或促成某種正向的轉變。

The Un-arrived Homeland,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我們應該把藝術當作一個藉口，去做更多奇怪的事情。」

AC：如果藝術無法改變「系統」，那這個作品對你們來講改變了什麼？你如何定義這次創作的價值呢？

Dongdong: 那天有一個參與者讓我特別印象深刻。他當天非常沮喪，有一些來自工作的壓力。他最後選擇要「移民」的其實是他當天非常糟糕的情緒。他的表達方式非常安靜，幾乎沒有說什麼，而是通過非常緩慢的動作和沉默來表達自己。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是互相看著對方的眼睛。Lois 的聲音翻譯也慢慢進入這個空間，非常緩慢、沉靜。

在那個過程中，我覺得自己好像通過他的眼睛感受到了他的情緒。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可以被稱為改變，但我覺得那一刻我們確實建立了一種非常直接的聯繫。最後在他離開之前，他說他感覺好多了。

對我來說,這可能就是我現在能夠理解的「改變」——它不是改變一個制度或解決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而可能只是讓一個人在某一天很糟糕的時候，在這一個十幾分鐘里，經歷了一次不同的關係，或者感受到自己被理解。

他最後得到的是「完全翻譯」，也就是我們告訴他我們理解了他想表達的東西。我不知道這個結果對他之後的生活會產生什麼影響，但至少在那個具體的時刻，我覺得這個作品確實讓他的那一天發生了一點點變化。

Future Visa Centre,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Minjun: 藝術可以改變構成一個制度的人們的思想與態度。很長一段時間，我在韓國從事的主要是社會運動，而不是藝術。諷刺的是，我之所以開始投入社會運動，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我認為藝術幾乎沒有能力真正促成社會變革。

我在大學裡讀的是純藝術，原本也想成為一名處理社會議題的藝術家。但因為一些個人經歷，以及我對藝術界的失望，我逐漸開始想：「也許真正能改變世界的並不是藝術，而是政治與政策。」於是，我也開始深度投入這些領域。在韓國，我曾參與國家與地方政府層級的重要政策制定，而在某個時期，我甚至親自參與了政治選舉。

但在那個領域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最終開始產生幾乎相反的想法。政治運作涉及大量複雜的協商與妥協，有時也會出現令人感到矛盾的情況。我們甚至曾經遇到這樣的時刻：為了推動某些事情，不得不採用一些原本正是我們希望改變的運作方式。政策也是以類似的方式運作。政策受到政治形塑，但同時也受到某種理性邏輯的強烈支配——例如，投入某項資源或成本之後，究竟能產生多少可量化的成果。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複雜的社會問題很容易被簡化成非常單一的問題。例如，假設有一個人正遭受嚴重的心理困境。我們可能會理解，這個問題不只與個人有關，也與社會孤立、工作條件或經濟環境等因素相互連結。但在政策的語言中，要處理這整個相互關聯的網絡是很困難的。因此，最後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會被簡化為某種可以量化的措施，例如，為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提供免費諮商。

其實，正是透過這些經驗，我才重新開始思考藝術究竟如何能夠改變世界。如果政治與政策主要是在既有制度的邏輯之中運作，那麼藝術與文化想像便可以創造一個空間，讓我們有可能在那套邏輯之外進行思考。

AC：「參與」一直是你們兩位藝術實踐的核心，尤其體現在你們的作品如何引導我們重新思考日常生活經驗，以及我們與周遭世界之間的關係。撇開我們今天討論過的作品不談，你們認為藝術能如何改變我們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即使短暫的自主行動體驗最終並未改變形塑我們生活的體制，這樣的能動性是否仍能構成一種抵抗？

Dongdong: 對我來說，藝術更像是在現實裡面暫時打開一個不同的空間，讓我們有機會用另一種方式去經歷現實。比如在作品結束以後,現實中的簽證制度還是在那裡，人還是需要面對身份、邊境、工作、經濟和各種制度性的限制。但在作品發生的那一段時間里，我們可以暫時改變一些事情運行的方式。

即使我們現在無法理解一個人的表達，也可以把它放在「延遲」之中，承認我們現在還不能理解，而不是直接把它變成一個拒絕。

所以如果要說這種短暫的自主權能不能成為一種韌性，我覺得可以。但它更像是一種很小、很暫時的抵抗：不是改變現實本身，而是在現實之中打開一個縫隙，讓我們看到現實也可以暫時以另一種方式運行。

Minjun: 即使人們只是短暫地經歷能動性，也非常重要。我們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早已被結構化。因此，人們很自然地會沿著某些既定的路徑生活，而這些路徑通常也對應著一個社會所認可的主流生活方式。問題在於，即使我們想要離開這些既定的路徑，很多時候卻不知道該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這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世代經驗。我們的父母那一代，或者更早的世代，至少是在一個人們還會談論「另一種可能」的社會環境中成長的，其中許多人也曾參與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相較之下，對今天較年輕的世代而言，人們認為人生似乎存在一個「正確答案」：你應該讀哪一所大學、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以及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才能獲得穩定。這使得人們很難走出那些既定的道路。

但我不認為任何人在一開始就已經在腦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另類生活方式。在一個人能夠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前，他需要先有機會經歷不同的事物、發展不同的喜好，以及培養不同的審美感受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藝術具有讓我們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力量，也能讓我們更深入地觀看一個原本已經非常熟悉的世界。而只有當這些微小的經驗逐漸累積起來，一個人才可能開始想像與目前生活不同的可能，將它說出來，並且或許最終選擇那樣的生活。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把藝術當作一個藉口，去做更多「奇怪的事情」。

對我而言，這些奇怪的經驗並不只是單純偏離常規的行為。它們更接近一種練習：暫時懸置那些我們以為自己已經理解的現實規則，並練習去想像其他可能性。

而想像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柔和的對峙。

兩位藝術家的創作都從「理解」與「溝通」之間的落差出發，重新思考我們如何判斷一個人、以及什麼才足以成為被理解與被接納的證據。在「Future Visa Centre 未來簽證中心」中，原本由官僚體系所掌握的判斷標準被重新改寫，真正的表達、翻譯與同理心，成為衡量一個人能否通過的依據。這也使作品在個人判斷與制度化標準之間，開啟了一個可以被重新協商的空間。

然而，兩位藝術家對藝術能否直接改變現實，或能否真正「賦予參與者力量」，都抱持著審慎的態度。他們更關注藝術如何成為一個見證事情發生的可能，讓原本難以被制度理解的經驗得以出現、被聽見，並暫時脫離既有的判斷方式。在制度之外創造想像，而想像本身，也可以成為一種柔和的對峙。當我們開始想像另一種生活、另一種規則，甚至另一種理解彼此的方式，或許也就開始看見現實並非只能如此。

Future Visa Centre, 圖片由藝術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