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乐团，一直不肯正襟危坐
- Lucy Cheung
- Jul 7
- 8 min read
7月8、9日，创办于伦敦的极光乐团（Aurora Orchestra）将参演上海夏季音乐节，这是乐团十年后再度登台上海，也是乐团首席指挥尼古拉斯·科伦（Nicholas Collon，简称Nick，下文称尼克）首次到中国演出。出发之前，尼克在忙碌的一天结束之后抽空与我通了一次电话。电话那头，他谈起这支自己二十年前参与创办的乐团如何在今天继续重新想象自己；也谈到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他对未知观众的好奇，语气中透着一种近乎少年气的兴奋。
我第一次和尼克交谈是在2021年秋天，也是在第一次看极光乐团现场之前。疫情之后，极光乐团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带进伦敦东南部的老印刷厂Printworks。这个印刷厂遗址曾改成以电子舞曲现场闻名的音乐空间，平时极少上演古典乐。尼克告诉我，那是乐团第一次在工业厂房里演出，并大规模用上扩音设备。在现场，看见“贝七”喷薄在老印厂露着钢筋水泥的斑驳墙上，乐手们戴着返送耳机背谱演奏，观众手腕上系着腕带，任意走动、拍照、拍视频，不时出去买瓶酒回来继续听，这就是一场摇滚演出的既视感。只是贝多芬的声部张力和工业厂房重叠，又有一种双重现实般的迷醉感。
隔了一年多，极光乐团又回到老印厂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我再去现场，在不同乐章之间换了几个位置站，明显感到这样的实验有舍有得：站得太近，有时只能听到某一种乐器；离指挥稍远一点，又会显现出不同声部在高远场地内声音涣散、甚至传播有延迟的问题。不过当时觉得，听到一版现场美轮美奂、声音平衡的“贝五”并不难；但对交响乐不熟悉的观众来说，能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现场里，距离非常近地观察一位乐器演奏家如何呼吸、演奏，也有其值得之处。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连续在逍遥音乐节（BBC Proms）里看到极光乐团。以背谱演出为特色的乐手们，可以在没有谱架和椅子的台上不停变换队形，生动展示组成乐曲内部构造的基础知识。近年，他们几乎已经成了每年Proms中最有辨识度、也最容易被非古典乐迷注意到的节目之一。我看过他们以小剧场和旁白形式拆解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也看过他们在背谱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带着观众模拟不同声部，去理解这部庞大作品是如何层层搭建起的。去年他们带来过小剧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尽管我对演绎有保留意见，但不能否认，乐团一直在试图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带观众进入音乐创作的内部。
隔了几年再次与尼克交谈，有一点很明确：极光乐团摆在第一位的使命，是让21世纪的人类对几个世纪之前的创作产生兴趣。
对话极光乐团首席指挥尼古拉斯·科伦：
我完全不知道上海的观众会是什么样
LC=张璐诗
NC=Nicholas Collon
LC：对于首次看乐团现场的中国观众，你希望他们知道些什么？
NC：“极光”今年二十岁了。我们非常喜欢巡演，也很享受去世界各地演出。其实这是乐团第二次来上海。大概十年前我们来过上海演出，不过那次我没有随团来。
我们非常期待去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们会带来两套很棒的节目。其中一个会呈现乐团非常著名的演出方式，就是凭记忆演奏一部交响曲，也就是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
LC：为什么是这部作品？
NC：我们之前已经凭记忆演奏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16年的逍遥音乐节。它真的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作品，是有史以来最非凡的音乐作品之一。如果你要去记住一部作品，那它必须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LC：如果与你们之前背谱演出的作品，比如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其他作品相比，为什么现在是莫扎特？
NC：我想它们当然都是很好的音乐作品，但《朱庇特交响曲》非常惊人的一点在于，它的编制其实是一支相当小的乐队，只是一支室内乐队的规模，但他却能在其中带出人类存在中所有可能的色彩和情感。这是他最后三部交响曲之一，写于1788年，而且写得非常快。他在六月、七月、八月分别写下了这些交响曲。我觉得它们真的是人类曾经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在那样一段完全属于天才爆发的时期，他完成了这三部作品。它们在音乐中展现了那么多希望、人性和美。
LC：你把杰西·蒙哥马利（Jessie Montgomery）的《拨弦》（Strum）和莫扎特放在一起，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NC：杰西的音乐，我想，是充满节奏想法的，非常有生命力，也非常好玩。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也相当古典，会让你想到古典乐队的声音。所以，这也是一首非常有趣的作品。
LC：“极光”已经二十年了，到了今天，这支乐团对你来说仍然像一个实验吗？
NC：相当。我想，我们并不想只是坐在那里，重复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我们总是在试图发现新的可能性，去思考还能以什么新的方式和观众建立联系，我们还可以怎样不一样地塑造管弦乐。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前方的可能性甚至比过去的还要多。
LC：我第一次和你交谈，是在2021年极光乐团把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带到“印刷厂”演出之前。那次你曾说，在这样一个工业厂房里演出，对乐团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验，而且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扩音设备。后来回头看，那次经验对乐团意味着什么？
NC：那确实是一次很大的实验。极光平时演出的场地，当然还是像King’s Place和南岸中心这样的传统音乐空间。但在“印刷厂”那样的地方演出，我们要重新思考很多事情：声音如何在空间中传播，观众和乐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观众是否可以真正处在音乐之中。
在此之前，我们也有过观众与演出融为一体的经验，但通常是在演出快结束时，乐手们走到台下互动几分钟而已。“印刷厂”不一样，那是和大约两千人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希望制造出一种真正的“环绕声”体验，让观众不只是坐在远处看一支乐团演奏，而是可以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去感受音乐。
LC：“背谱演奏”今天已经成为极光乐团的一个标签。它当然带来舞台上的自由，但除此之外，它对乐手之间的关系、对音乐本身的理解，会产生什么影响？
NC：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乐手之间、乐手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没有谱架以后，乐手之间可以更直接地看见彼此，也更容易和观众建立联系。
这也意味着，乐团在新排一部作品时，准备过程会比通常情况下更长一点。演奏家们来到第一次排练时，应该已经学好了谱子，对作品的结构、和声都相当熟悉。这样在排练中，我们才能更灵活地去打磨细节。乐手们必须去聆听彼此，彼此之间会多很多调和，也会对乐曲的结构有更清晰的理解。
LC：所以背谱不只是为了舞台上的视觉效果？
NC：不是。视觉上的自由当然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音乐，也让观众看见作品内部的结构。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演奏的状态。大家不再只是盯着谱子，而是必须真正记住音乐，理解音乐，也聆听身边的人。
LC：你还同时执掌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极光”除了我们能看到的更自由的演奏形式，这个乐团还能让你做到哪些传统交响乐团通常无法做到的事情？
NC：首先，我们经常会凭记忆演奏音乐，这对于一支更固定、更传统的乐团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因为这一点，我们得以与不同的艺术形式合作呈现音乐会。比如，我们的音乐会经常有演员和剧本合作，把一部作品的某些历史背景带到舞台上。也合作过从马戏到舞蹈，到所有可能的东西，包括文学、电影。我们可以用一种相当实验性的方式去思考如何呈现音乐。
LC：这个实验的下一步会是什么？是继续扩大这种沉浸式演出，还是回到音乐教育本身？
NC：我想两者都有。我们一直有一个沉浸式的普及系列，形式是边演出边讲故事，让观众通过叙事、历史背景和音乐结构进入一部作品。近年来我们也开始和英国多所小学合作，做更多音乐教育普及项目。
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无论是在老印厂这样的空间里演出，还是在学校里和孩子们一起工作，问题都是一样的：我们怎样让人们对管弦乐产生兴趣？怎样让他们感觉这不是一个遥远、固定、只能坐在那里被动接受的东西？
LC：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有什么期待？希望上海的观众在音乐会之后得到些什么？这次会在上海待多久？
NC：我想我们大概会待四个晚上。我完全不知道上海的观众会是什么样。当然，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对古典音乐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非常美好，非常令人鼓舞。所以我希望大家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并且打开他们的耳朵去体验它。体验一支管弦乐团凭记忆演奏，是相当不寻常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方式。
LC：你以前有没有演奏或指挥过中国音乐，或者中国作曲家的音乐？这次在中国期间，会不会考虑和乐团做一些与中国音乐有关的事情？
NC：这次和乐团在中国期间不会。不过我们确实演奏过中国作曲家、或者华裔作曲家的音乐。比如杜韵（曾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作曲家），她大概三年前为“极光”写过一部委约作品。
我确实没有做过那么多涉及中国作曲家的音乐。我想杜韵是相当独特的，她的音乐也是如此。这个乐季早些时候，我录制了一部笙协奏曲，非常精彩。我很享受那次经历，那是一次很棒的体验。
LC：对啊，那是很古老的乐器。
NC：没错，所以那张唱片我想会在明年发行。
LC：这次会有中国独奏家和乐团合作吗？
NC：是的，有两位。王丽雅会演奏莫扎特《D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然后曾韵会演奏理查·施特劳斯的《第一圆号协奏曲》。
LC：你之前就知道他们吗？
NC：我之前知道曾韵，我们是在柏林认识的。王丽雅我以前还没有听过，她会是一位令人期待的合作对象。
LC：这次节目安排，是你自己决定的吗？
NC：嗯，哪些作品要演，主要是我的想法。我们整个六月会进行一次大型巡演，演奏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和杰西·蒙哥马利的《拨弦》，于是我们和主办方一起讨论用哪些独奏家比较合适。我也建议我们带来门德尔松的《第四交响曲》，因为这是我们演过很多次的一部作品。
LC：还有布里顿。
NC：对，还有布里顿的《小交响曲》，一部非常精彩的英国音乐作品。
LC：你同时在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工作。那里的当代音乐生态和英国有什么不同？
NC：非常不一样。在英国，古典音乐会如果安排当代作品，通常都会比较谨慎。当代作品在一场音乐会里占多大比例，时长有多少，大家都会很小心地考虑。
但在赫尔辛基，我发现情况几乎相反。观众反而会因为音乐会里缺少前卫作品而感到失望。这是非常特别的。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每一场演出都会做电视转播，这在全球范围内也非常少见。在那里，当代音乐不是被放在边缘的位置，而是音乐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LC：这会反过来影响你和极光乐团的工作吗？
NC：当然会。我一直很喜欢指挥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极光的曲目也非常多元，虽然贝多芬、勃拉姆斯这些作曲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一直希望演奏今天的音乐。对我来说，传统曲目和当代作品不是彼此分开的两件事。重要的是，一支乐团如何保持好奇心，如何不断寻找新的声音和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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