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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维家的第三位指挥:另类的克里斯蒂安·雅尔维



爱沙尼亚有一个著名的“雅尔维音乐世家”:今年89岁的尼梅·雅尔维(Neeme Järvi)与长子帕沃·雅尔维(Paavo Järvi)可以说是当今国际古典乐界绝无仅有的出身同一家庭的两代指挥大家。除此之外,帕沃的弟弟克里斯蒂安·雅尔维(Kristjan Järvi)也是一位指挥家。


几周前,我再访爱沙尼亚帕尔努音乐节(Pärnu Music Festival)。这个音乐节正是起源于雅尔维家的“家族聚会”。1980年,17岁的帕沃与父母、弟弟和妹妹一同离开爱沙尼亚,移居美国。前苏联解体后,雅尔维一家陆续回到爱沙尼亚。16年前,帕沃在充满童年回忆的滨海小镇创办了帕尔努音乐节。凭借他的影响力,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也陆续到此参演。16年来的每年7月,帕沃都会在帕尔努停留一阵,与父亲尼梅、弟弟克里斯蒂安分担演出任务,白天除了与乐团排练,还为指挥大师班的学员授课。


克里斯蒂安与哥哥帕沃性格迥异。在沉浸古典音乐世界30年、执棒过世界各国顶尖乐团之后,他决定投身现代音乐,与自己率领下的“北欧脉搏”(Nordic Pulse)乐团探索电子音乐与即兴表演,以流行摇滚乐队的方式去运作一个管弦乐团。两年前,我在帕尔努音乐节看过他们的首演,一晚连演两场,门票全部售罄。2026年的帕尔努音乐节上,克里斯蒂安再度率领这支乐团,带来以“夏至”为主题的音乐会,依然相当受欢迎。


相较于正襟危坐的古典音乐现场,北欧脉搏的镭射灯光与震耳欲聋的音量称得上“叛逆”。但这也正是帕尔努音乐节最独特的地方:创办人帕沃与父亲、弟弟,加上妹妹、长笛演奏家玛丽卡·雅尔维(Maarika Järvi)都会出现在音乐节,每位家庭成员都在乐界独当一面。这样的“家庭聚会”,放眼世界古典音乐界,恐怕也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在此分享两年前我与克里斯蒂安在帕尔努的一段交谈。



帕沃、尼梅、帕沃第一位指挥老师列昂尼德·格林(Leonid Grin)以及背对着镜头的克里斯蒂安  © Tõiv Jõul
帕沃、尼梅、帕沃第一位指挥老师列昂尼德·格林(Leonid Grin)以及背对着镜头的克里斯蒂安  © Tõiv Jõul


即时Riff对话克里斯蒂安·雅尔维:

古典音乐对我来说,已经进入完成时。


LC=张璐诗

KJ=Kristjan Järvi


LC:我想先从这场演出的主题聊起。“Nordic Swans”可以直接理解成“北欧天鹅”吗?策划这套节目时,你的想法是什么?


KJ:不,它不是指天鹅本身,而更像一种象征,一种能够飞越我们头顶的视角。它比我们居住的这副身体更大,也更庄严。《圣经》里有一句话:“天国就在你们心中。”可人一旦进入这副身体,就很容易把自己缩小,开始只想着如何生存,如何应付眼前的一切。为什么笑佛总是在笑?因为他不是陷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另一个高度看着这一切。他会说:“好的,也是好的;坏的,也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不是因为没有痛苦,而是因为他的视角已经不同了。


所以,Nordic Swans代表的正是这样的视角。当你飞起来的时候,你不仅自己发光,也会把别人一起带到那个能够翱翔的位置。作为创作者,当你真正进入那种状态,就会理解什么是庄严、什么是尊贵。那并不是一种刻意摆出来的高贵,而是一种完整的存在状态。


LC:所以你说的其实是一种灵性?


KJ: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我刚才提到《圣经》,提到笑佛,也提到自然,其实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意识,远比我们的身体更广阔。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因为整个意识的图景,是由每一个人共同组成的。所以最后,你到底是谁?只是这副身体吗?


真正困难的是,我们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不断把自己缩小,只活在身体和生存里面。我希望大家来到这样的音乐会时,能够暂时离开这种状态,重新意识到自己其实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


LC:我看的是首演。


KJ:首演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还活在自己的脑子里。因为没有乐谱,所有音乐都要靠记忆,所以一直在判断:节奏对不对?是不是这里该进来了?会不会出错?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一边走,一边担心自己会跌倒。


可是第一场结束以后,我们突然就不在乎了。有没有犯错?没关系。是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一种想象中的完美。传统管弦乐演奏某种程度上就像竞技体育,我们不断训练,希望把演奏控制到头脑所想象的那个完美状态。但当你真正放下这种执念,音乐反而变得更自然,也比那个想象中的完美更好。因为那一刻,我们开始像自然一样。自然从来不是整整齐齐的,它看起来充满变化,却始终完美。


LC:刚才聊的是你的理念,这些想法是怎样落实到音乐里的?整套节目是你策划的吗?


KJ:基本上。从开头两首、最后两首,到中间几首作品,都是我写的,其余部分则由乐队成员完成。钢琴手演奏的是她自己的作品,低音吉他手克莱芒·罗夫纳(Clément Roffner)也是,他们本身都是很优秀的电子音乐人,所以现场很多声音其实都是即时创造出来的。还有两位成员虽然那天没有演出,但他们也写了作品,在看直播时一直传讯息,说:“天啊,这些女孩太棒了。”


其中有一首作品几乎像trance,一直重复同一个动机。我觉得,那其实是整场音乐会真正开始的地方。整场演出讲的是人的旅程。我们来到这个叫地球的地方,开始一段叫做“人类经验”的人生,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一天又一天,一遍又一遍。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样已经不能满足你了,你开始渴望别的东西,想寻找更深一点的意义。


也正是在那里,音乐突然停了下来。那个停顿非常重要,因为它打断了这种不断重复的惯性。接着,我开始唱《当我开始唱歌》(Kui ma hakkan,古老的符文歌[Regilaul],爱沙尼亚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民间歌谣形式):一首爱沙尼亚语的歌曲。它其实很像一句梵语,一开始只是简单地重复,但当你不断唱下去,它慢慢会把你带回同一个地方:回到这里,回到现在,回到这一刻。我们总是活在过去,或者不停想着未来,可真正存在的,其实永远只有当下。


克里斯蒂安与北欧脉搏在帕尔努音乐节  © Taavi Kull
克里斯蒂安与北欧脉搏在帕尔努音乐节  © Taavi Kull

LC:所以,《当我开始唱歌》之后,整场音乐会其实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KJ:对。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只是听音乐,而是开始面对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判断对与错的世界。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教导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于是慢慢地,我们开始用这些标准衡量自己,也不断评判别人。可当这些声音安静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判断。


真正重要的是,把那个“我”放下。一旦那个自我不再一直站在前面,你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整个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一刻,你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不停地和别人比较。很多人来到这样的状态时,会觉得好像所有门一下子都打开了,因为人们终于停止了对自己的审判。


我一直觉得,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你不会去问一朵花:“你为什么活着?”它也不会回答:“因为我要成功,因为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只是开花,这就是它存在的方式。可人却不是这样。我们总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总觉得现在的自己还不够好,所以不断追赶、不断焦虑,也不断害怕。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恐惧。


LC:这也是你后来成立北欧脉搏的原因吗?这个乐团跟波罗的海爱乐(Baltic Sea Philharmonic)是什么关系?


KJ: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它们其实是一件事情不断发展的过程。最早,我们叫波罗的海青年爱乐(Baltic Youth Philharmonic),后来变成波罗的海爱乐。这些年,我们完成了很多原本想做的事情,也演过很多我一直想演的作品,无论是西贝柳斯、阿沃·帕特,还是其他作曲家,我们都已经走过那段旅程。慢慢地,我开始问自己:如果继续往前走,还会发生什么?对我来说,真正有趣的已经不再只是如何诠释经典,而是还能创造什么新的东西。古典音乐当然不会消失,它永远都在那里,但对我个人而言,那已是一个完成了的阶段,我更想知道的是,下一步会是什么。


LC:你不再满足于只是演奏别人写好的作品?


KJ:我一直觉得,一支管弦乐团不应该只是等待别人把作品送到面前,再负责把它演奏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一支真正的乐队一样,自己写音乐、一起创作、一起排练,再把这些作品带到舞台上?北欧脉搏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下慢慢形成的。虽然我们仍然使用管弦乐器,但工作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每一个人都参与创作,每一个人都会带来自己的音乐,所以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演奏,而是真正的共同创作。对我来说,这比单纯把一部作品演奏得更准确、更完美,更有生命力。


LC:所以,你真正想改变的,其实是管弦乐团本身的工作方式。


KJ:是。我一直觉得,今天很多乐团依然沿用几百年前的模式:乐谱放在那里,每个人坐在自己的位置,把作品尽可能准确地完成。当然,这没有任何问题,我也非常尊重这样的传统。但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还能不能让这些音乐家重新变成创作者,而不仅仅是演奏者。当一个人开始写自己的音乐,他对声音、对时间、对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演出也不再只是一次复制,而会变成一次真正发生在当下的事情。每一场都应该有一点不同,因为每一天的我们都已经不同了。


Philharmonic这个词,本身就会让人产生期待。观众会觉得,他们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会演什么。可正是这种期待,反而限制了我们的可能性。我一直觉得,人很容易被自己熟悉的东西困住。可如果你的信任,永远只建立在熟悉的事物上,你最后只会把自己拉回那个无法成长的地方。


克里斯蒂安与北欧脉搏在帕尔努音乐节  © Taavi Kull
克里斯蒂安与北欧脉搏在帕尔努音乐节  © Taavi Kull

LC:布莱恩·伊诺(Brian Eno)是怎么开始跟你们合作的?


KJ:是他先来找我们的,后来我们在伦敦一起工作,建立了一套创作系统,也一起研究新的舞台语言。我负责把他的音乐重新编排成管弦乐作品,把原本属于电子音乐的声音转译成整个乐团能够演奏的音乐。有些作品原来几乎没有明显的律动,你必须重新组织它们,让几十位乐手一起呼吸,一起记住它们。


LC:这跟你们演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 Berlin)的音乐,应该很不一样?


KJ:完全是两回事。《巴比伦柏林》的音乐基本都是写好的,我们照着乐谱演奏,即兴很少。但准备布莱恩的音乐会时,每一位乐手都会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位艺术家,而不只是坐在那里执行别人的作品。当然,它仍然是一场经过精心策演的演出,但同时又保留了现场才能发生的自由,也保留了一种属于今天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大家总是反过来思考这件事:拿着一把1925年制造的小提琴,就觉得一定要去演奏属于1925年的音乐,然后不断为这种做法寻找理由。可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为什么不能用这些乐器,去演奏属于今天这个世界的音乐?


LC:所以你一直没把自己放在传统古典音乐的框架里?


KJ:我听布莱恩·伊诺很多年了。对我来说,他和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斯蒂夫·莱什(Steve Reich)一样,都是先锋,只是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他们都在打开新的疆域。之前我们有八位乐手跟Coldplay一起登上了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大家开始注意到我们,他们发现,原来这些乐器还能这样使用,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LC:很多人会把这种形式叫跨界(crossover)。


KJ:我不喜欢这个词。Crossover的意思,是把两种已经存在的音乐混在一起,古典加流行,电子加爵士……但我们不是在混搭,我们是在创造一种新的门类,就像所有真正优秀的乐队一样。


我一直希望,管弦乐团能够重新成为灵感的源泉,而不是一种制度。对下一代学习管弦乐的人来说,我也希望他们看见另一种可能。除了进入乐团、歌剧院,或者去教书,他们还可以组自己的乐队,写自己的音乐,去巡演,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那条路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往哪里走。真正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创作,而不是永远停留在自己最熟悉、最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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