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城约见黄佳俊：“英国人比我还能吃辣”

2022年，新加坡指挥家黄佳俊（Kahchun Wong）在离任纽伦堡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之前，对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做了重新配器，并把五位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带上了舞台，二胡、琵琶、扬琴、笛子和打击乐并列于西方交响编制之中。这场音乐会选址于纳粹党大会旧址，后来还被德国电视台转播。他说：“我想传达的讯息很简单：你们的音乐很美好，也请聆听我们的文化。”

三年后，2025年7月6日，这部作品的英国首演来到曼彻斯特，落地布里奇沃特音乐厅（Bridgewater Hall），作为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MIF）与哈雷管弦乐团联合呈现的“东方之声”（Sounds of the East）音乐会压轴演出。指挥依然是黄佳俊，五位新加坡华乐团（Singapore Chinese Orchestra）的民乐独奏家：巫崇玮（打击乐）、谭曼曼（二胡）、王思元（琵琶）、马欢（扬琴）与李浚诚（笛子）一同登台，与哈雷乐团共同完成这一重新配器的《图画展览会》。

现场让人感觉，黄佳俊所构思的并不是“世界音乐”或“文化融合”这类容易被消解的标签，而是把来自东亚的声音视为与西方乐谱等值的语言，让琵琶与巴松管在同一框架内并置并奏。半年前我曾在曼彻斯特约见指挥家，于哈雷管弦乐团的驻地布里奇沃特音乐厅内做了一段交谈。

2024年秋季，黄佳俊接任哈雷管弦乐团（The Hallé）首席指挥与艺术顾问，成为这一英国古老交响乐团的新一任掌舵人。他的前任，是任职25年的英国指挥家马克·埃尔德（Mark Elder），在哈雷濒临破产时力挽狂澜，并带领乐团重塑声望。

哈雷管弦乐团由查尔斯·哈雷（Charles Hallé）于1858年创立，历任指挥名单中包括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约翰·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等音乐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也曾首演埃尔加的《第一交响曲》。黄佳俊的到来，被视为一个转折，同时也是对他艺术判断的深度信任。

对于自己被哈雷管弦乐团任命为新一任首席指挥，黄佳俊的理解是：他的角色并不是“开天辟地”，而是守住传统，同时为这支历史悠久的管弦乐团找到新的共鸣方式。

他与哈雷签下了五年合约，每季需在曼城驻留十周。但那时他告诉我，已计划好举家迁居曼彻斯特。在此之外，他仍兼任日本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与首席指挥，以及德累斯顿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未来，他计划辞去德累斯顿职务，但会继续保持合作。

约见黄佳俊那周，他正在录制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晚上则和乐手们一起去球场看曼联比赛。“跟一万多人一起欢呼，那种气氛让我特别开心。”这种松弛感显然是在纽伦堡后期所缺失的。他说自己一直讲的是“夹杂了马来语、泰语、汉语的英文”，但在这里，不像在德国、法国那样面临口音的挑剔。

他在曼城还发现：“想吃燃面、重庆小面，都能吃到。”他甚至在一座马来赌场的地窖里找到一家藏得极深的中餐馆，“有火锅有炒菜，很好吃”。他陆续带乐团的同事去吃饭，发现乐团行政总裁大卫面对水煮鱼，比他还能吃辣。一大群人围桌而坐，热气腾腾，黄佳俊说起来一脸满足感。饭桌如排练厅，不是为了改变谁，而是让彼此更靠近。

黄佳俊指挥哈雷乐团 © Alex Burns/The Hallé

对话黄佳俊

L=张璐诗

K=黄佳俊

L：你是由全体乐手投票选出的首席指挥。当初是如何和哈雷乐团结缘的？

K：老实说我也很意外。2023年2月我第一次指挥哈雷，当时只是顺路安排一场，前一天还在利物浦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我记得那场排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还没排完，就感觉整个乐团已经进入演出状态，能量很强烈。下课时很多乐手来聊天：“觉得曼彻斯特如何？”气氛非常友善。

我刚回到休息室，就接到我经纪人从瑞典打来的电话，说乐团想跟我谈一谈。之后我们又合作了几场演出、巡演，还录了第一张专辑。最后乐团投票通过让我担任首席指挥。

L：首张专辑中选择录制布里顿《宝塔王子》，是出于什么考虑？

K：我本来是学作曲出身的，后来误打误撞成了指挥。作曲时期我就对文化交汇的音乐很有兴趣，像马勒《大地之歌》里的中国诗词，武满彻为梅西安写的《雨树素描II》，以及尹伊桑这些亚洲作曲家的作品。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假期时我常去巴厘岛、马来西亚、曼谷，那些地方对我来说就像后花园。我也很熟悉甘美兰音乐，在饭店早餐前，就有人在敲rindik（巴厘岛的一种竹制打击乐器，外形类似木琴）。它不是刻意学习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查阅哈雷的演出档案，发现布里顿曾指挥过哈雷，我一下就记住了。布里顿的《宝塔王子》里有整段甘美兰写法，而且非常巧妙。于是我安排了这张专辑：布里顿是文化连接，沃恩·威廉斯和埃尔加代表英伦传统，这三位作曲家的作品，也正是我与哈雷的文化交汇点。

更特别的是，乐团愿意花六天录音，每天六小时排练和录制，这种投入让我非常感动。

L：你对哈雷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构想？

K：查尔斯·哈雷1819年出生。那年，新加坡刚成为英属殖民地。我从一个移民城市来到历史悠久的曼城，接下一个已经很优秀的乐团。我不可能是下一个划时代的大师，那不是我的目标。我更想做的，是守护哈雷的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稳步向前。

我是由乐手投票选出的，这表示他们愿意跟我一起走下去。我倾向合作的乐团，就是以乐手的反馈为核心的组织，这才能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首席指挥”这个头衔，是哈雷的传统，包括巴比罗利都用这个头衔。马克是特殊情况，因为他救了乐团一命，所以自然成为“音乐总监”。哈雷曾问我要不要也担任“音乐总监”，我说我可能还没有那个信心。“音乐总监”不仅指挥，还要做很多行政与政治工作，我目前还是希望专注于艺术。但乐团还是坚持为我加上“艺术顾问”的头衔，这意味着如果我喜欢某个作曲家或独奏家，可以主动提出合作。

黄佳俊指挥哈雷乐团演奏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 © Alex Burns/The Hallé

L：你会向乐团介绍来自东方或东南亚的音乐吗？现在有哪些计划？

K：当然会。我希望支持作曲家，英国本地的，还有东南亚的。其实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有很多有潜力的作曲家，只是交响乐团数量少，资源也不够，很难给他们机会。

我不希望所谓“多元文化”只是一种摆样子的政治正确，最终呈现的内容必须有品质。在中华文化方面，我喜欢陈其钢、郭文景，也会慢慢介绍给乐团。

2019年，我在纽伦堡指挥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邀请了五位新加坡华乐团的民乐手，演奏二胡、琵琶、扬琴、笛子和打击乐。这场演出在纳粹党大会旧址举行，后来还做了电视转播。我想传达的讯息很简单：你们的音乐很美好，也请聆听我们的文化。

L：你是库特·马祖尔（Kurt Masur）的最后一位门生。他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K：最重要的是做人。音乐当然重要，但他教我，指挥首先要做的是“一个人”。马祖尔当年在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是柏林墙倒塌前带领人民和平对话的关键人物。他开了音乐厅的大门，请所有立场不同的人坐下来谈。这让我明白，音乐厅不仅是演奏的地方，更可以成为社会对话的平台。

2011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德累斯顿。当时我刚在克罗地亚得了指挥比赛的第二名，立刻搭夜车去找他。他建议我报考纽约的大师班，三百人里挑十个，我幸运地入选。他是东德人，教学很严厉，讲课时会大喊：“这不是莫扎特的感觉！”很多学生当场崩溃。我们亚洲人比较能承受“严厉的关爱”。

后来我又在东京跟他学。他当时已经患帕金森症，不能完整指挥作品，所以透过大师班把音乐精神传递下去。我记得有一次，他示范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只是深吸一口气，音乐就流淌出来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大师”与“普通指挥”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