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脚踏车、剥豆荚的帕沃·雅尔维

在今年夏天的帕尔努音乐节（Pärnu Music Festival）上，爱沙尼亚指挥家帕沃·雅尔维（Paavo Järvi）完成了阿沃·帕特（Arvo Pärt）新专辑的录制工作。专辑以《信经》（Credo）为名，收录了作曲家的十部重要作品，于9月5日由Alpha Classics发行，正好赶上庆祝帕特9月11日的90岁生日。

专辑中的作品《轮廓》（Silouette）是世界首录，这部作品由帕沃·雅尔维于2010年执棒首演；另一首《信经》（Credo），最初则是由帕沃的父亲尼梅·雅尔维（Neeme Järvi）于1968年指挥首演。专辑由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Estonian Festival Orchestra）现场演出录制。

帕沃·雅尔维自童年起便与帕特相识，并长期与其合作。他表示：“为阿沃的重要生日庆祝并向他致敬，对我个人意义重大。在今年的音乐节、录音和巡演中，我希望纳入能够展现他整个创作历程的作品。”专辑发行后，爱沙尼亚节日乐团将展开巡演，演出行程包括塔林爱沙尼亚音乐厅（10月15日）、维也纳音乐厅（10月18日）、苏黎世音乐厅（10月19日）、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10月20日）以及纽约卡内基音乐厅（10月23日）。

在过去几年里，我曾两度约帕沃·雅尔维交谈，最近一次便是在去年的帕尔努音乐节上。

第一次见面是在苏黎世，我俩的谈话进行了45分钟之后，这位慢热型的对话者兴致越来越高，与最开始时的冷感与有所保留判若两人。我们围绕肖斯塔科维奇的话题聊了很长时间，帕沃·雅尔维忽然提起自己7岁的时候见过老肖一面：“他跟我父亲是朋友，那时他来我们在帕尔努的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罗斯特洛波维奇他们都来过。我和父亲、肖斯塔科维奇三个人一起拍了张照片。”然后帕沃执意在手机里找了好一会儿，翻出来一张黑白照片。

雅尔维父子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合影

“爱沙尼亚位于前苏联的西部，在不能出国的时代，大家觉得到爱沙尼亚来就跟出国差不多了”，他告诉我。第二年，我就到了爱沙尼亚沿海小城、帕沃主持的“雅尔维家族音乐节”帕尔努音乐节去待了几天。期间，我特意找去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曾住过十多个夏天的故居，外墙绿漆已剥落，但院子里的树挂满了密密麻麻的苹果，这让我想到帕沃说的：“小镇生活还有许多过去时光的痕迹。”

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故居 摄影：张璐诗

再走一点，就是波罗的海入海口，海草在风中狂野飞舞。帕尔努这个海滨小镇，拥有一座专业音乐厅，但却还没有自己的火车站。据说一条贯通波罗的海国度的高铁正在兴建。为了逐寸感受地理位移，增加旅途的故事色彩，我特意安排了从伦敦出行、全程不飞的路线，经比利时搭火车到北德，搭船东渡波罗的海，在立陶宛上岸，再由拉脱维亚进入爱沙尼亚西南港口小镇帕尔努。驱车经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边境时，车速丝毫不减，窗外飞快掠过已废弃十多年的边防站。同车里的前座是生于2003年的爱沙尼亚钢琴演奏界新秀塔赫-李·利夫（Tähe-Lee Liiv），她头靠着座椅，正在熟睡。这位20岁的新生代音乐家同时在伦敦和柏林学习，前一晚刚刚在威尼斯完成了一场演出。对比起来，1980年离开爱沙尼亚举家搬到美国的雅尔维家，代表的则是爱沙尼亚另一个时代的缩影。

雅尔维父子三人

帕沃已担任德国不来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20多年之久，现在同时身兼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从十五年前起，每年7月他都有一段时间在帕尔努度过，与父亲尼姆、弟弟克里斯蒂安（Kristjan Järvi）分担演出任务，白天除了与乐团排练，还给指挥大师班的学院授课。他说：“世界各地的住址，都比不上在帕尔努那种在家的感觉。”到了指挥家度过童年的小镇去看过由他创办的音乐节，台上台下见帕沃的松弛状态，确实有褪下铅华之感。

音乐节几天里不断往返帕尔努海滨的林荫道，夜里11点天还亮着。每个晚上，音乐会结束后，乐手与观众们都不急着回家，而是涌到小镇中心的一家酒吧里喝一杯，长龙常常排到街上，队列中的陌生人就会自然开始聊天，等排到前面时大家都已经成为朋友。

帕尔努的生活气息 摄影：张璐诗

1980年，帕沃17岁时，与父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块儿离开爱沙尼亚，移居美国。前苏联解体之后，雅尔维一家基本上又搬回了爱沙尼亚。14年前，帕沃在充满童年回忆的海边小镇创办了帕尔努音乐节。凭借帕沃的影响力，他陆续将世界各国的大腕艺术家们请了过来。音乐节一位负责人在谈及资金时说，爱沙尼亚转型才30年，并没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老钱”，预算比起德奥等地的音乐节来差了一截，可是我所感受到的节目内容与水准，相比起来毫不逊色。

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作品自然是音乐节的焦点，担纲主角的爱沙尼亚节日乐团，成员则是帕沃在各个乐团的爱将，包括苏黎世音乐厅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和慕尼黑爱乐的首席大提琴，以及柏林爱乐的低音大提琴。因为心意相通，指挥家与乐手们彼此合作融洽，尽管乐团一年一聚，音乐会却水准极高，尤其是观演体验，相比起在伦敦柏林等大都市的音乐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感觉是：这个节日之所以吸引人们从爱沙尼亚各地及邻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赶过来，大家沉浸的并非香粉加华裳的风雅社交场合，而是音乐与里加湾不太咸的海水、自行车和踏板车、腌黄瓜与白菜肉丸子无缝连接的生活气息。如帕沃所说，这里“没有金光闪闪，没有装模做样，现实的样子不多不少”，“真实”就最吸引人。

离开前一天，我在乐团排练结束后到帕沃的休息室里跟他聊天。帕沃向我递过来满满一盘莓果，他助手提了一袋子樱桃和豌豆进来，帕沃开心地嚷着：“每年回来最惦记的就是樱桃”，然后向对着一颗大豆角不知从何入手的我，演示如何快速剥开豆荚的技巧。

以下是张璐诗与帕沃·雅尔维在瑞士和爱沙尼亚两次专访的部分内容。

L=张璐诗

P=帕沃·雅尔维

L：瑞士、芬兰和爱沙尼亚在文化身份上各有不同，你在不同乐团设计乐季节目单时都有什么考虑？

P：瑞士比较少出现缺失自我身份的困境。芬兰经常“后院起火”，爱沙尼亚也是，通过音乐去保护自我文化身份就显得更迫切一些。对于爱沙尼亚来说，文化最好的表现方式是音乐，那是一种对生存的确认。一个群体在一起，创造自己的语言、文化、艺术，才能形成“国家”和“国籍”。尤其在民粹主义横行的今日，很多政权都在刻意边缘化文化艺术，如果我们不去持续创造带有自我身份特征的艺术，具有原创性和个性的作品将会慢慢消失。

爱沙尼亚处在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彼得大帝曾称它为“欧洲的窗口”，坐拥芬兰湾，又直入波罗的海，无论军事还是贸易上都是战略要塞。历史上，爱沙尼亚屡遭侵犯：德国占领了八百年，上世纪又短暂占领；丹麦、瑞典侵占过；俄罗斯占领过两次。眼下普京正在边境附近袭击，万一战争向邻国延伸，爱沙尼亚将是第一个遭殃的国家。唯一维护集体身份的方式就是通过音乐和艺术去实现。阿沃·帕特是爱沙尼亚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个体，尤里·赖恩维雷（Jüri Reinvere）也说过，创作是一种潜意识行为：“假如文化创作不能持续发展下去，作为一个国家的爱沙尼亚也会逐渐消失。”

文化最好的象征就是音乐。1990年代爱沙尼亚实现第二次独立后，很多人都说要找到“爱沙尼亚自己的诺基亚”，我一直持保留意见。诺基亚可以被收购，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芬兰，但阿沃·帕特永远属于爱沙尼亚。重要的是象征——国家这么小，但提起阿沃·帕特，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音乐文化是无法被标价的。

帕尔努的波罗的海入海口 摄影：张璐诗

L：你年少时离开爱沙尼亚，十几年前又回来办起自己的音乐节，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P：我17岁离开爱沙尼亚，前苏联结束之后，我们基本上又都回去了。跟我离开的时候比，现在的爱沙尼亚完全是另一座星球。以前气氛很压抑，现在人们的精神面貌全变了，生活充满了盼头。

回去之后，我在爱沙尼亚建立了自己的帕尔努音乐节，爱沙尼亚作曲家的作品自然是焦点，但参演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国，是个国际化的节日。

除了家乡情怀，我不希望下一代跟爱沙尼亚切断关系。在美国的家里，我也只跟孩子们说爱沙尼亚文，不说英文。我祖母来自帕尔努，小时候每个夏天都在那里过暑假，那里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回忆。海滩、河边、森林，周围荡悠，无忧无虑，夏天的日子像牧歌一样。

我祖母还有一本小蓝本，里面全是古老的爱沙尼亚歌曲，她熟悉所有旋律，我们跟着她学会了大部分歌谣。有一首歌唱的是一位姑娘望着远航的帆船，她的水手哥哥在船上，歌里充满伤感和渴望。很多歌谣的主题都是“亲人被带走，从此再也见不到”，上千名爱沙尼亚人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今天西伯利亚村庄里还满是爱沙尼亚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帕尔努是个小城镇，但美极了，很多前苏联人也喜欢过来度假。有一些昔日世界的气质还在，但随着商业大楼不断盖起来，本地仅有的个性快要消失了。时间的痕迹，可惜我们都逃不过所谓的进步。就像在世界上每个城市都能听到的电子音乐节奏，哪里都一样，这种流行文化形式似乎特意设计成经不起时间推敲的样子，人们只顾此时此刻能卖点钱。相比之下，真正的音乐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给时代留下具有自我个性的原创艺术。音乐需要抽象，不需要鲜明卖点，你可能会发现民间故事在某个旋律里出现，俄罗斯小调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但作曲家的独特视角以及他们作为爱沙尼亚人的表达方式，一听就能辨出来。

L：前苏联时代的音乐教育系统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P：我本人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但当整个社会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之时，显然会有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中心，当时这个中心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最好的音乐学院、最好的教师全都在那里。从沙皇时代开始，爱沙尼亚与圣彼得堡就在音乐和文化方面有很深的联系。我父亲（尼姆·雅尔维）是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上的学，从这个层面上说，（我家的）音乐教育跟俄罗斯很有渊源。俄罗斯有极高的音乐教育水准，他们不光教俄罗斯音乐，也教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教学手法相当独特，目标是让顶尖学员能够出人头地。可一旦谈到世界观，那是非常老派的。在铁幕之下，他们创立起了各种学派，有戏剧学派、木管学派、声乐学派，并不是所有学派都成功，俄罗斯在国际上最著名的是钢琴学派和小提琴学派。等到苏俄倒台，门户开放之后，许多人都有了到国外学习的机会，不少在西欧受训的俄罗斯木管演奏家开始在各国冒头。声乐也一样，原来俄罗斯的声乐系学员只会唱俄罗斯作曲家写的歌剧，与世界接轨之后，现在大家也会唱威尔第和莫扎特了。爱沙尼亚也是一样的情形。据我了解，如果要选择出国深造，大部分爱沙尼亚人会选择西方：德国、法国、奥地利、英格兰等。

帕沃·雅尔维的指挥大师班 摄影：张璐诗

L：依你看来，俄罗斯钢琴学派和小提琴学派未来会怎样？

P：铁幕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民的意志遭到禁锢，因此当国门一打开，大部分最有才华的教师都选择了离开。所以你看如今许多美国和欧洲的乐团里都有大批俄罗斯乐手。假如你去俄罗斯问问，真实的答案是水准高的教师已经没剩下几个了。如果今天你想跟优秀的俄罗斯教师学音乐，得去慕尼黑。

L：所以未来可真令人担心。

P：现在看来，俄罗斯根本没有未来。至少在接下来的20年里，俄罗斯的方方面面都会被切断，俄罗斯将等同于透明。这很令人遗憾，我热爱俄罗斯人，热爱俄罗斯音乐，也有很多俄罗斯音乐界的好朋友。最令我觉得伤心的是，现在刚好成年的一代俄罗斯青年，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国家许给他们的承诺，已经被摧毁。他们在俄罗斯之外发展的机会为零。这是相当复杂的情形，不光是一场战争，而是整一代人的命运。20年以后，俄罗斯今天的所作所为也许会被原谅，也许还不会，也许还要再等多一个10年。不管怎样，这一代年轻人基本完蛋了。

L：我昨天在琉森看了一场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琉森交响乐团邀请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合作，创作了一个视觉化的交响曲现场。

P：嗯，那是一部斯大林的交响曲。

L：是不是能算“后斯大林”的作品呢？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

P：是“后斯大林”，但肖斯塔科维奇最有意思之处是：他归根到底是苏维埃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始终离不开苏维埃的生活现实。现实很阴暗，作品因此很是拷问灵魂。可以说他只写自己所了解的。

他一向都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经常使用暗号。这就像那时候的社会现实，大家都不得不使用暗号，聪明人自然明白。通常决定什么内容可以上演、什么内容不可以接受的是一些有权力的中间人。这些人智商未必很高，但都是马屁精。那些隐藏的含义，他们一般都看不懂。从这个层面上说，“肖十”确实比之前的作品都放开了一点，演绎起来也许也更能容易一些。可老实说，我是觉得，如果深层研究下来，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只不过表面上人们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解读而已。

在帕尔努松弛下来的帕沃·雅尔维 摄影：张璐诗

L：今天你在诠释他的作品时，心里头会想些什么？他的作品对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

P：今天的世界，很不幸，又在往20世纪初的方向倒退。看看各国新当选或正在任的首脑吧，一个个都是小丑。所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跟今天当然很有联系。我必须承认，今天每当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在西方上演，有99%的机会我都会不喜欢。原因是，大多数人，即使努力做过功课，尝试去理解作品主题，他们也没办法真正理解。因为这些作品如此独特，只有曾在那种环境中生活，懂得那种恐惧的滋味，才有可能吃透。没有经历过的人，这些历史都只是数据。我相信过了一百年后人们回看现在的战争，大概也只是会淡淡一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在演绎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时，每一个音符中我都感受得到这种“精神恐怖”。而我甚至还没经历过最糟糕的时代，那时我还小。可这就像是“基因记忆”似的：每一个爱沙尼亚的家里，都有一位死在西伯利亚的亲人。

L：自从俄乌开战以来，欧洲多国的乐团和剧场都有禁演俄罗斯作品的举措，惟独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如期上演。

P：杯葛作曲家本身是彻底白痴的行为。这样做，一来对改变现实没有丝毫影响力，二来这是从根本上走偏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想补充说的是：假设你在前线上，时刻直面对抗的场面，那样的时刻肯定不是讲究文化外交的时候，也不是理解人性、理解“不是每个德国人都是纳粹”的时候。那种有人拿枪对着你的时刻，只有黑白分明，边界非常清晰。有一些国家与战争的距离很近，比如爱沙尼亚。当前爱沙尼亚拒绝向俄罗斯公民（艺术家包括在内）发放签证。我如今作为一个西方人，尽管觉得这样的做法稍有不妥，但也同样能够理解：他们做出这种决定，是基于一种临危的心理状态，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不能成为我们对待艺术家的方式。因为这毫无意义。假如我们当真进入了这样的思维，那么我们再也不会演出任何德国作曲家的作品。我们禁希特勒，但不会去禁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