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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head四十年,牛津视觉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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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2025年8月1日


Where

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Who

策展人丽娜·弗里希(Lena Fritsch)


What

《如你所愿,如你所获》(This Is What You Get):近四十年前成军于英国牛津的乐队Radiohead首次以“视觉艺术”为核心的回顾展。


展览由丽娜·费希特纳与娜塔莎·弗尔德罗夫(Natasha Forderough)联合策划,与艺术家本人的密切对话贯穿筹备过程。从《The Bends》专辑发行的1995年至2022年The Smile乐队,展出内容以专辑为单位,按照时间顺序呈现海报、专辑封面、涂鸦、草图本与录像等材料。


展览内容以相识于埃克塞特大学时代的汤姆·约克(Thom Yorke)和斯坦利·唐伍德(Stanley Donwood)的合作为主线,并从专辑《The Bends》开始梳理。90年代中期,正值新技术探索的时代,随着Radiohead首张专辑《Pablo Honey》的成功,汤姆·约克购入了一台Mac电脑,开始尝试数字图像处理。他们潜入牛津当地医院寻找“铁肺”(iron lung,负压呼吸器)作为视觉灵感,最终却被急救训练用的人体模型吸引,并通过录像、电视屏拍摄与再拍摄的方式,制作出那张模糊失真的专辑封面。


值得提及的是汤姆·约克和斯坦利·唐伍德之间的合作模式,汤姆始终鼓励斯坦利“抽象点、再抽象点”,但后者却经常让叙事与形象潜入作品。长期的艺术友谊使他们能容忍彼此“破坏”对方画作,作品往往呈现“斗争的共生状态”。


Why

阿什莫林博物馆策展人丽娜·弗里希做预展导览。午餐时刚好坐在丽娜旁边,于是闲聊起来。她说跟汤姆合作期间,对方一般在三四个小时内就会回复邮件,整个磨合和交流过程,与许多其他当代艺术家相比,“意想不到的轻松”。


这次大展的部分画作,去年曾在伦敦的Tin Man Art画廊展出,跟画廊创始人詹姆斯·埃尔维斯(James Elwes)也闲聊了几句,了解了这场回顾展的来龙去脉。大概是2021年时,詹姆斯联络丽娜,提及Radiohead是出自牛津的乐队,或许博物馆有兴趣一起做点事情。丽娜答复“要做就做出点声响”,于是她努力说服了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高层,最终促成展览。


策展人丽娜导览展览 摄影:张璐诗
策展人丽娜导览展览 摄影:张璐诗


策展人导览内容梳理


《The Bends》(1995)

首次合作专辑,标志着汤姆与斯坦利的长期视觉合作关系的开始。

技术实验:主要使用录像机与模拟相机。

创作过程:为歌曲《Iron Lung》寻找视觉元素过程中,两人偷偷潜入牛津的Radcliffe医院,寻找“铁肺”、即负压呼吸器装置,发现实物太普通,转而拍摄一具“复苏假人”(resuscitation dummy);拍摄完成后,将影像播放在老式电视上,然后进行再拍摄(re-photography),制造出失焦、模糊、略显扭曲的图像。

视觉效果:有一种电视静态噪点感,强调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异化。


《OK Computer》(1997)

技术更新:引入平板扫描仪(flatbed scanner)。

创作媒介:扫描涂鸦、手绘草图、找到的图像与物件;使用Mac电脑进行图像处理。

合作模式:设定“不允许使用撤销(undo)功能”这一创作规则,代之以“橡皮擦(eraser)”工具,鼓励保留失误与直觉修正。两人轮流在电脑前操作:一人绘制、一人修改或覆盖,形成数字拼贴。

视觉美学:以“脏白色”橡皮痕迹为标志性视觉语言。据汤姆说,这是受到了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影响,也包含数字时代的新锐质感。

艺术品呈现:展出大量原始草图本、扫描稿与从未公开的笔记本页面。


展览主图,斯坦利2000年作品《Get Out Before Saturday》,Kid A/Amnesiac专辑期间的创作,描绘的是南斯拉夫内战。 摄影:张璐诗
展览主图,斯坦利2000年作品《Get Out Before Saturday》,Kid A/Amnesiac专辑期间的创作,描绘的是南斯拉夫内战。 摄影:张璐诗


《Kid A》(2000)&《Amnesiac》(2001)

山水灾变系列:斯坦利创作了一系列数字绘画,表现冰川崩塌、山体融解的梦魇式景观。

软件实验:使用Bryce 3D等早期图形建模软件进行山景生成。图像充满数码扭曲与超现实几何感,强调不稳定性与未来焦虑。


《Hail to the Thief》(2003)

文字图像混用:整张视觉作品由文字组成,如广告牌、政治标语、城市指示牌等;明显受到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的影响。

社会批评:强烈的反战、反权威语调,图像中加入对伊拉克战争及媒体操控的隐喻。

创作方式:手写标语后扫描处理,拼贴在图像背景中,形成一种视觉噪音。


《In Rainbows》(2007)

抽象与色彩:创作风格转向抽象油墨、颜料飞溅、手工与数字结合的视觉语言。使用颜料在玻璃与金属板上作画,再以高分辨率扫描重组图像。

光与感官:标志性使用彩虹色系,回应专辑标题及其开放式定价的乌托邦式流通理念;强调感知的即兴与流动性。

初始构想:斯坦利起初以技术图纸风格描绘郊区和废弃商场,呈现“空心城市”的末世感;但他听完音乐后发现其并非全然黑暗,部分乐曲极具热情,于是转向抽象。

创作方式:在烛光下工作时蜡烛滴蜡至纸面,意外产生美感。此后使用蜡、压痕和数字编辑处理,形成独特视觉语言。美术手法介于绘画与印刷之间,结合蜡染(batik)式肌理与数字处理。汤姆不断要求“更抽象”,但斯坦利总会悄悄加入叙事性与具象元素,如树木、风景。

发布形式:采取“付费随意”机制发布,同时制作了售价40英镑的豪华艺术版,包含大量斯坦利作品。


《The Eraser》(2006, Thom Yorke solo)

艺术史引用:灵感部分来自德国1493年出版的世界图志《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中关于洪水的木刻插图。

视觉主题:大洪水与浪潮,象征性地回应全球气候、灾难和心理崩解。

创作方式:使用“Lino cut”(油印木刻)技法,并在拉布鲁克林(Ladbroke Grove)工作室墙上制作大型壁画。

偶然性:这是少数并非依据音乐创作的作品,汤姆在看到成品后说:“就用这个吧。”


《The King of Limbs》(2011)

树、根、幽灵:视觉主角是一个扭曲的人形幽灵,长出植物枝节,似人似木。图像灵感来源于树林、自然灵异力量,参考英式民间故事。

图像处理:数码与水墨混合,使用水彩墨迹和扫描渲染。构图含糊、边缘模糊,营造出模糊梦魇感。以街头报纸形式派发,使用新闻纸印刷。

反数字的视觉策略,对比专辑内容中的抽象节奏与游离结构。


《Amok》(2013, Atoms for Peace)

媒介与技法:大量使用描图纸,采用二人即兴互绘的方式。

合作方式:汤姆和斯坦利在一张桌子两端共同绘图,互相覆盖、修改、擦除。

图像内容:超现实主题,如“耶稣喝百事可乐”等荒谬设定,源自布莱顿买来的老明信片和照片。

特别版:有一本特殊版画册收录了完整绘图过程与草图,记录他们的“游戏”过程。


《Tomorrow’s Modern Boxes》(2014, Thom Yorke solo)

创作背景:汤姆·约克当时正经历艰难的私人阶段,音乐氛围低落,斯坦利为此创作了一系列孤独而荒凉的风景画。

风格:空旷、无人的地貌图,带有宿命感。

构图方式:由斯坦利手绘,汤姆未参与绘画。但封面加入了一个绿色的、数字感很强的几何图形,为两种语言的交错——人手与数字——建立对话。

效果:形成手工感与电子感之间的张力,既有温度,又冷峻抽离。


A Moon Shaped Pool专辑期间作品。摄影:张璐诗
A Moon Shaped Pool专辑期间作品。摄影:张璐诗


《A Moon Shaped Pool》(2016)

回归情感与记忆:使用漂白水、水墨与手工印刷;色调变得更加温柔、晦暗,有一种水渍漫染般的感伤。

视觉形象:似是失焦的风景、记忆碎片、雨滴涟漪。显示出更内省、私密的一面,呼应约克的个人情感(该时期伴随家庭变故)。

创作媒介:马桶池样式的水面绘画,使用大水缸和大幅画布进行“marbling”技法创作。

创作方式:在法国南部录音期间完成。斯坦利将颜料倒入水池中自然漂浮形成图案,再将画布迅速放入并取出,形成偶然性的图案。

黑白与彩色之争:曾尝试彩色版本,但最终选择黑白画作因其更符合音乐气质。

创作背景:封面最终选择的一幅画被形容为“抽象但像怪兽”,体现抽象与具象的张力。

与乐队互动:斯坦利在室外创作,乐队通过扩音器与他交流,甚至开玩笑问他要不要来喝酒。


The Smile乐队期间作品。摄影:张璐诗
The Smile乐队期间作品。摄影:张璐诗


The Smile项目(2021起)

创作媒介:蛋彩画(tempera)和丙烯底料(gesso),色彩浓郁鲜明。

创作背景:疫情封锁期间两人在一间小房间创作,画面气质比以往更加明亮。

灵感来源:英国图书馆关于古地图的展览,汤姆看完展览后将图录送给斯坦利作为灵感。

视觉延伸:部分绘画发展成挂毯作品,在展览中悬挂于织锦画廊,与古代挂毯传统形成呼应。



艺术家笔记 摄影:张璐诗
艺术家笔记 摄影:张璐诗


一段艺术家手记

向后看,向前走

汤姆·约克(Thom Yorke)


我一直对成为视觉艺术家这件事持抗拒态度——大概是因为我自己更优先考虑的是音乐、声音和文字,所以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早年间,我想这或许也是对当时英国音乐产业氛围的一种反应:一个音乐人不可能也是艺术家,反之亦然。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我总是很乐意躲在斯坦利身后(他拥有我所不具备的耐心与技术能力),这让我可以用各种笔名抛出意见、制造混乱。他在一角专心工作时,我则在另一边来回踱步,夹在话筒、笔记本、钢笔或电脑之间,在一连串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想法之间来回跳跃。


我们总是很喜欢幻想视觉世界将如何发展,甚至会匆忙写下宣言,偶尔也会涉足颠覆性的市场创意——但最终又会朝另一个方向走,彻底失去兴趣,接着找到更有趣的事做,然后第二天重新开始。


让自己发笑,一直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哪怕我们的幽默感表现出来的方式可能只是一个新的潘通(pantone)黑色号。


我大概花了十年时间才向自己坦白,或许我一直也参与其中——而且我非常热爱它,就像我热爱制造奇怪的声音和唱歌一样。到了90年代末,当音乐对我来说变成一种充满挫折和困难的表达方式时,我重新回到了视觉创作。


我们两人都对自己这些年完成的工作量感到震惊,对这些作品的广度和意义感到惊讶,而它们却看上去只是静静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与唐伍德先生参与到这样一个流动、松散、混乱的合作中。


反正,我们还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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