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洛朗·艾马尔的永恒一天
- Lucy Cheung
- Sep 30
- 14 min read
听说钢琴家皮埃尔-洛朗·艾马尔（Pierre-Laurent Aimard）将于10月10日在上海举办独奏会，曲目既包括拉威尔的《夜之幽灵》，也有艾马尔导师兼挚友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的两部作品。趁此机会，我整理了2016年在英格兰东海岸、艾马尔卸任奥德堡音乐节（Aldeburgh Festival）总监之前与他的一场交谈。
今年3月，我曾在伦敦伊丽莎白王后音乐厅（Queen Elizabeth Hall）看过艾马尔与曾出演《布达佩斯大饭店》（Grand Budapest Hotel）、《007大破量子危机》（Quantum of Solace）等影片的演员马修·阿马立克（Mathieu Amalric）致敬拉威尔诞辰150年的现场演出。两位艺术家以自由而开放的方式呈现这场音乐会，既像工作坊，也像小剧场。
艾马尔经常来伦敦。2023年，为纪念匈牙利裔奥地利作曲家捷尔吉·里盖蒂（György Ligeti）百年诞辰，他在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策划了一天的活动。中午，他在较小的伊丽莎白王后音乐厅演了一场独奏会，结束后直接到大厅给公众做免费的里盖蒂讲座。夜晚，他又前往隔壁的皇家节日大厅（Royal Festival Hall），与伦敦小交响乐团合作演出里盖蒂的管弦乐作品。
他说里盖蒂是他见过的艺术界人物中，思维和灵感最为强烈的一位：“他的创作充满‘有秩序的疯狂’，作品的每一个层面都很丰富，将人们带到意想不到的极端……我们谈论的不是完美，而是一种机制。”他将弹奏里盖蒂的作品视为“抵达觉悟”的努力过程。
有听众提问：四分之一音在英国传统音乐教育中并不存在，该如何练习与把握里盖蒂作品中的“微音高”和不稳定节拍。艾马尔回忆，年轻时他常在敲击乐上试探里盖蒂的节拍处理。他形容作曲家“在时间中创造时间的艺术”，是一种哲学：有时更具数学性，有时更贴近人的身体动态。他说：“在里盖蒂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用不同方式感受时间。别忘了，他非常热爱爵士乐，这意味着他的节拍永远充满弹性……弹奏他的作品，需要将‘超级机器’般的音乐尽量人性化。当然，有时他设定的游戏本身就是机械节奏，这也是另一种感受时间的方式。”
2015年起，艾马尔开办了一个网页，作为里盖蒂钢琴作品研究的免费数字库。他将自己的录音上传，希望能找到资金坚持下去，并对我说：“传递里盖蒂的作品精髓是我的责任。”至今，这个网站仍在更新。
每一次看艾玛尔的现场，他在键盘面前边弹琴边咀嚼空气似的的姿态，总会令我想起在海滨小镇奥德堡不可复制的一天。那天属于他和他琴键上的梅西安。
奥德堡位于英格兰东部，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与爱人、男高音歌唱家彼得·皮尔斯（Peter Pears）曾在此安家30余年，并联合创办奥德堡音乐节。从1948年起，音乐节成为布里顿新作的全球首演平台，《彼得·格莱姆斯》（Peter Grimes）和《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等歌剧均在此首演。音乐节迅速发展成欧美重要的音乐盛事。布里顿去世后，俄国大提琴家兼指挥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洛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接任总监。2009至2016年，艾马尔担任音乐节总监。七年后，他觉得“够了，是时候让位给下一个时代。”奥德堡音乐节“艾马尔时代”的最后一天，他策划了极其丰富的一天：从清晨四点半天未亮起，他便开始演奏梅西安《鸟鸣集》（Catalogue d’Oiseaux）中的13段作品，换了几个室内外场地，他将四场音乐会命名为“日出”、“午后”、“黄昏”和“午夜”，结束时已经是晚上23点50。奥德堡音乐节至今每年举办，但受疫情影响规模已大不如前。回看那一天，在场实在幸运，对于英格兰东海岸的小镇来说，也确有“空前绝后”的意味。
1940年代末，梅西安弟子布列兹创作了一批突破音乐语言的作品，梅西安受到启发，也在钢琴练习曲上尝试实验性创作，并影响布列兹、斯托克豪森发展出“全面序列音乐”风格，旨在突破日耳曼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创作方式。但梅西安很快意识到其局限，并摸索出独特的客观创作路径：从大自然中提炼音乐，将人类因素排除在外，这便是《鸟鸣集》的由来。
全套《鸟鸣集》首演由布列兹安排，于1959年由梅西安第二任妻子、钢琴家伊冯·洛里奥（Yvonne Loriod）在巴黎演出。《鸟鸣集》中《黄鹂》的法文名字恰为“洛里奥”，是梅西安献给妻子的礼物。艾马尔是洛里奥学生，从12岁起便开始练习《鸟鸣集》选段。
那天在奥德堡，艾马尔几乎弹了一天一夜的《鸟鸣集》。
第一场“日出”，在凌晨四点半于小村庄Snape举行，这里也是奥德堡音乐节主场地Snape Maltings音乐厅所在。音乐厅原为谷仓，毗邻奥德河和大片芦苇地，至今仍保留谷仓风貌。那天凌晨，我们三点半在奥德堡街头集合，坐上一辆1929年产复古巴士。不知是谁拍了张合照，分享至社交媒体：一群以中年人为主的古典乐评人站在夜色小镇街头，像派对，又似宿醉。《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乐评人埃文·休伊特（Ivan Hewett）身上的西装在微光下显得超现实。隔街吹来的海风，拂乱大家的衣角、发梢或神情。
巴士呼呼地开了15分钟，一路看着山峦的轮廓慢慢清晰起来。到达Snape时不到四点，芦苇地里已有人群，披着毛毯小心穿过芦苇，走向奥德河。也有家庭自带沙滩椅，披大衣面向日出。艾马尔在音乐厅咖啡厅内独奏《日出》篇前，大家先在自然中倾听鸟鸣。观众中不少是长期观鸟者，他们未必听过梅西安作品，却被倾听鸟鸣的仪式吸引。音乐节在户外放置音箱，演奏开始后，未购票者可同时聆听人工音乐与自然歌声。
奥德堡所在地区是海洋气候，夏季天气变幻莫测。第三场“黄昏”最考验运气和音场设置：音乐会在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Minsmere沿海自然保护区山坡上。钢琴摆在临时木台上，观众花8英镑购票，带野餐布坐草地上吃三明治，或躺下看云。傍晚五点半开始，由于风大、云厚，我们没赶上夕阳，但未下雨。行前大家抹了防蚊水，然而昆虫没有传说中来得凶。
艾马尔开始弹第一首《黄嘴山鸦》，天边就传来一阵寒鸦的鸣叫。观众们惊喜骚动：大自然真有呼应呢。这是唯一用了扩音的音乐会，我身边有点听觉洁癖的瑞士《时代》杂志乐评人，小抱怨了一下扩音器对音色的毁坏。这一瑕疵在第二场“午后”和最后一场“午夜”中都获得了补偿。“午后”在天花板保留着谷仓木横梁的Snape Maltings音乐厅中演出，全程直播四场音乐会的BBC三台（古典频道）主播提醒听众：这个部分，最难弹的是《黄鹂》一段。我身边坐着两位专程从隔壁城市赶来听演出的钢琴家，两人在演出前后激动的评论，使人联想曾将听音乐会视为需“焚香沐浴更衣“的朝圣者。
最后一场“午夜”之前，晚上九点半，还听了一场由梅西安专家克里斯托弗·丁格尔（Christopher Dingle）和鸟类专家奈杰尔·科拉尔（Nigel Collar）联合做的讲座。晚上11点演出开始前半小时，大家以咖啡蛋糕补充能量。进入“布里顿工作坊”之前，我们被告知：艾马尔要求场内灭灯，所有座椅被拆走，他希望观众能自在地随便坐、躺着听。当然，不愿意“随便”的观众可以坐到二层座位上。结果大部分观众都选择了楼下，到我们进场时，座垫、靠垫已经分完。
《纽约时报》的乐评人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第一个在地板上躺了下来。我先是坐下来，但在暗光之中，迅速感觉到这漫长的一天已砸到眼皮上。撑不住的我也就地躺下。没有传统音乐会的出场礼数，琴声忽然就响起。艾马尔原来早已靠在钢琴边，把脸埋在双手里。这场演出的体验最独特，平躺或侧躺着，闭上眼，几次接近半睡的状态，最后一首长达30分钟的《苇莺》架构复杂但能量充沛，我感觉精神一个劲朝顶上的木横梁飙上去。音乐结束时，大家站起来欢呼；艾马尔凑近琴谱，深吻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敲开了艾马尔在奥德堡住处的门。他与钢琴家塔玛拉·斯泰凡诺维奇（Tamara Stefanovich）的感情结晶、当时刚满2岁的小亚瑟坐在餐桌上，意大利小保姆在旁照顾。艾马尔把儿子拉到自己跟前，小亚瑟就此赖在他怀里。艾马尔抬起头来：“真抱歉，我能抱着他接受采访吗？”
艾马尔：学院派音乐常自视为核心文化，这是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傲慢视角
L=张璐诗
A=Pierre Laurent-Aimard
L：为什么选择在奥德堡演出全套《鸟鸣集》？
A：梅西安这个名字在英国并不常见，但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现代音乐的代表，所以我想做点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尝试以最好的方式呈现他的作品。奥德堡音乐节就在大自然中间，我们可以用不同地点和场所演出，音乐节的观众也很开放，这就已经是个理想的框架了。演出前，我们还办了几场大师班。我希望在音乐节任职的最后一年，实现我最好的项目，把音乐会、学术、亲近大自然的音乐教育、徒步、对不寻常事物的热爱这些元素都容纳进来。
其实我从12岁就开始学这部作品。伊冯·洛里奥是我的老师，所以弹《鸟鸣集》对我来说很自然。小孩子做事情，总是自然又带教育意义。到青春期时，我才开始有意识地走进大自然，录下不同鸟鸣，慢慢做系统的研究，也慢慢学得更好。
L：昨天弹完《鸟鸣集》，你感受如何？每段演出之间的几小时，你都怎么安排？
A：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但不敢松懈，我会继续练习，为下一场做准备，要不停彩排，还得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昨天，我尝试诠释一部传统框架下几乎无法实现的作品。《鸟鸣集》有很大潜力，即便60年后，我们仍然需要为它设计非传统演出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作品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很多，所以我想创造不同的呈现平台，把时间和空间都考虑进去。我很满意。这次演出是我梦想已久的，这套作品我弹了很多年，最难弹的肯定是最后一首《苇莺》，很长（30分钟），形式复杂，规模很大，从技巧上讲也很挑战人。
L：梅西安对你影响最深的是？
A：我12岁就认识梅西安。因为洛里奥，我有机会接近他，他还成了我第一个儿子的教父。一直以来，我对他的音乐都感到亲近，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好像那是我DNA的一部分。
让我受启发的是他音乐中那种无与伦比的坦率精神。他和自己的时代有彻底的接触，同时又用面对新时代的态度去看待那个时代。他创造出属于新世界的声响。作为艺术家，他找到了重构世界的新材料。我们得以思考声响与时间的关系，他所处时代音乐与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都至关重要。
L：《鸟鸣集》中人、音乐与自然的关系怎样理解？
A：在《鸟鸣集》里，人类与自然的音乐混合在一起。一部分是模仿鸟鸣，另一部分是描写大自然景色、氛围、光线，后者更主观。总之，这部作品是一个热爱鸟鸣的人写的。梅西安不仅标注了鸟类名字，还记下每种鸟的颜色，有时你会注意到他对鸟类的理想化描写。需要留意的是：这些是鸟类的而不是人类的“语言”，而这正是梅西安用以突破自身音乐语汇的出发点。
L：梅西安活跃的时期是现代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作曲家们以前卫的手法去试探音乐的边界。今天的环境与当时比有什么不同？
A：在我们的艺术文化传统中，一向不主张模仿或继承前人衣钵，而是去改变它。每个时期有不同特征，但多少都是在承上启下的语境之下，产生出对新观念、新现代主义的需求。
现在大家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自由世界，其实很多行为都被操纵、被束缚。创作者要有怎样的自由，才能创作出真正传递自由的作品？我想到本内迪特·梅森（Benedict Mason），他是英国很重要的作曲家，但作品少有人上演，知道他的人也少。正因如此，我把他请到奥德堡音乐节。他内心极自由，他写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更深刻的体会。
L：那“当代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当代音乐一定是今天的人写的。我最喜欢那些探索新手法、用新方式突破音乐语言的作曲家。他们为现在而创作，而不是已经结束的时代。他们丰富我们的见识、引导我们、为我们提供开启时代的钥匙。
难道受大众欢迎才是目标吗？我认为不是。在这个以数量去衡量成功的社会中，我们常被这样的偏见所操纵。这是极其扭曲的世界观。我们要谈论文化的话，就不该盯着数字看，而是要看对关注的人来说是否有意义。
我从事音乐的目的不是为了受众。到体育馆里弹琴，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盲目很傻的事，那不过是为了赚钱，或者去展示所谓的成功，跟文化完全无关。重点是找出对人类有意义的事，并与有心人分享。在这个前提下，勋伯格的小众也没问题。他非常成功，因为他的艺术能改变世界。
L：对比上两个世纪，精英文化逐渐消失。音乐家身份有什么变化？
A：我们需要为自由发声的作曲家。贝多芬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表达了自由的声音，他非常果敢，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表现激进。
这是一个普遍问题。科学、学术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天才科学家往往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危险，而不是进步先锋：因为其发明搅乱了每个人已经拥有的小小权力。正因如此，新发明出现，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践，因为很多自身利益被触及的公司会想方设法去阻挠。这种情况存在于经济及政治领域。很不幸，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演变。我没有更正面的答案。
L：你当年接任奥德堡音乐节时有什么想法？
A：接任对我是一个意外。我从没学过当艺术总监，这原本也不是我的工作。英国位于欧洲大陆和美国之间，属于欧洲，但文化独特；音乐节向不同文化开放，但又很有英国特点。我是音乐节历史上首个不住在英国的艺术总监，因此我把这视为信号，要把更前卫的、英国之外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文化介绍进来。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要“先锋化”和“欧洲化”奥德堡音乐节；同时也重新考虑那些从没在音乐节上露面的英国本土艺术家。有些我认为重要的音乐家，以前很少获得曝光的机会，于是我把作曲家乔治·本杰明（George Benjamin），或者约翰·艾略特·加德纳（John Eliot Gardiner）这样的诠释者请了过来。
L：过去八年，奥德堡音乐节委约了不少当代作曲家创作，并提供了首演平台。你选择委约的标准是什么？
A：这是一个涵盖各门类音乐的音乐节，新音乐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音乐节最初是由十分保守的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创办的。我受邀上任总监时，大家都清楚我对前卫音乐更感兴趣。以前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参与进来，但后来想，这会是很有意思的结合，我们应抱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办出最好的音乐节。
我选择委约的创作者，需要代表先锋精神。这个音乐节有着深厚教育传统，为年轻人提供学习空间。受委约的作曲家各种年龄层的都有：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为我们创作最后一部作品时已经超过一百多岁，在那之前我们每年都向他委约作品并首演，只有一年例外。也有年轻人，比如在奥利弗·克努森（Oliver Knussen）作曲班学习的学员，有些人不过18、19岁而已。
L：八年了，你感觉英格兰东海岸这个小村庄对当代音乐开放吗？
A：当地百姓是比较保守，但来音乐节捧场的观众就不一样，他们未必年轻，但内心一点不老。你也看到了，昨天每场都坐满，如此疯狂的一天，还是有很多人跟随。他们对音乐节很信任，也接受我做出的改变，就连当初音乐节内部最保守的那个人也认可了。他们意识到了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将音乐节办得更好。我不是连根拔起音乐节的传统，而是以它原来就很鲜明的身份为基础，慢慢打开一扇又一扇门。
L：在任艺术总监期间，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的时刻？
A：有的。我虽然2009年上任，但事实上策划的首届节目是2010年。我请了四位代表我艺术政治观的艺术家过来。其中，布列兹对学院派来说几乎是魔鬼，他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开发布会告诉大家他要来的时候，现场发出了一声“啊”的惊叹，我就感觉到那是成熟的时机；我为乔治·本杰明设计了一个特写环节，那时他缺席音乐节已将近20年；我还把德国男中音歌唱家马提亚斯·葛纳（Matthias Goerne）请了过来，他唱了连续三晚的舒伯特；还有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当时他也有整整十年没到过音乐节了。
L：你与爱人塔玛拉·斯泰凡诺维奇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呢？（该问题不代表今日两人状态——作者注）
A：塔玛拉一开始是我的学生。1998年时，她已是很不错的钢琴演奏家：她在前南斯拉夫受教育，前南的音乐教育水平很高，她学了莫扎特、贝多芬这些西方音乐中的大部头，水准很高。但她想学更多新音乐，于是报了我在科隆的班。她的学习非常出色，后来成了我的私人助理，甚至伴侣。她是当前最好的钢琴演奏家之一，她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会思考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自己的位置，然后设计出有意思的节目来。她总能提醒我现在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而且在演奏水准上不断挑战我。有她在身边，非常刺激。
L：这让我想到梅西安和洛里奥。
A：唔，不过梅西安是创作者，洛里奥是演绎者，关系很独特。
L：在今天的大环境下，你希望向听众传递什么信息？
A：人们要想，每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文化生活意味着什么？音乐和器乐教育可以在世界各国实践，但学乐器不仅是技术，核心是艺术教育，最终目的是丰富精神生活。可惜今天很多西方国家艺术教育不再被重视。
我们处在特殊历史时刻，突变随时发生，每天面对挑战。作为艺术家，要处理文化遗产与今天的创造，以及新一代艺术教育。现状令人担忧，但也刺激。我们要保持创造力，因为有责任和工作要做。
L：几年前我在奥地利格拉茨听过你的独奏会“拼贴-蒙太奇”（Collage-Montages），你将古典音乐和新音乐放在对话里，你的角色令人联想到策展人。
A：诠释者是创作者和听众的媒介。我们选择认为重要的曲目，并以特定方式呈现，确如策展人。希望曲目能启发人，在人际间产生意义。节目单不围绕商业，而是让作品互相呼应、互动。作品放在一起能形成特定艺术形式，引发思索。最终，这些作品就像拼贴-蒙太奇画面。钢琴独奏会不必死气沉沉，只要节目设计得有弹性，独奏会也是可以很生动的。这也是通过文字向观众呈现新曲目的教育方式。
L：指挥家尼克劳斯·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oncourt）曾找你合作录制贝多芬的协奏曲集。能谈谈那次合作吗？
A：那是一段非凡的经历。他不想找那些弹过几百遍的独奏家，而我恰好不是。我40岁才开始弹这套曲目，觉得需要一点成熟度才行。那时是2003年，哈农库特刚好找过来，他想要一位对这批曲目有新鲜解读、不受常规角度束缚的诠释者。我经常在新作品里摸爬滚打，在演绎老作品时也会带一些个人态度。我不想重复同行们积累了几百年的演绎方式，这些诠释有好好坏，但大多数时候，那种演绎方式只是集体习惯，而并非个人表达。我喜欢对着乐谱探索自己的理解，对常演曲目也一样，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而这正是哈农库特与我的共通点，也正因如此，他的演绎才如此富于创造性。那次我们的合作十分亲密。
L：2014年录制巴赫的《平均律》之前，你停止了所有演出，在柏林进修了一年。这期间有哪些收获？
A：最重要的是每天去思考和选择什么最重要，什么是最应该去做的事。身为艺术家，有时需要靠直觉，我想，关键是与自我的精神核心产生联系，在这个时刻受摆布和操纵的世界，尽量保持独立，尽可能靠近理想中的独立。这或许是幻想，但我们也应该尽量去实现。
L：西方音乐之外，你关注世界其他音乐吗？
A：世界各国的民族音乐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听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会想到它们有失传的危险。这个时代，濒临威胁的不仅是大自然，还有文化遗产。去重视民族音乐，不但能帮助我们拓宽文化视野，也能帮助民族音乐家传播作品。
我个人很喜欢中非的五音音乐，我曾跟刚果俾格米的乐团合作过几场音乐会和录音。格鲁吉亚的五音传统也很深厚，我曾多次邀请格鲁吉亚的乐团加入到节目里。只要追求的不止是表面功夫，我们能做的就有很多。我们能够帮助民族音乐在文化世界里占上一席，不走全球化、单一化的路线，如果每种原创文化都有自己的位置，世界会更美好。
学院派音乐往往自视为世界的核心文化，这是一种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傲慢视角，并且极具破坏性。学院派确实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但那只是人类诸多文明的一部分。我所认同和尊重的世界，是由多元文化和差异共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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