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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里希特:简单去听,抛开文化包袱



在第7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德国出生的英国作曲家马克斯·里希特(Max Richter)获颁柏林电影节摄影机奖(Berlinale Camera)。为他致辞的是奥斯卡获奖导演赵婷(Chloé Zhao),两人刚刚合作完成电影《哈姆奈特》(Hamnet)。看到这个消息,我想起多年前在爱丁堡对里希特的一次单独交谈。


当时他受邀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演出。上半场与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Daniel Hope)一同演出里希特自己重写的维瓦尔第《四季》;下半场,里希特坐在钢琴、计算机和一部羽管键琴之间,把2002年的专辑《Memoryhouse》从头到尾弹了一遍。舞台上既有乐团,也有电子设备,曲目跨越十多年。我注意到观众席里出现了不少年轻面孔,这样的曲目与受众,在当时欧洲的传统音乐厅里并不常见。


那次演出前,我约里希特在艺术节办公室做了短暂采访。他定居英格兰,带着正学小提琴、也弹低音贝斯的女儿一起来到爱丁堡。当时长达8小时的《SLEEP》刚完成录音,即将由DG出版;里希特还同时为HBO剧集《守望尘世》(The Leftovers)写音乐。他说“很想去中国”,但还没有任何确定安排。现在回头看,我们那次对话中,他已相当明确地意识到,当代音乐需要重新参与社会叙事,这也为他近年的创作轨迹埋下了伏笔。




即时Riff对话马克斯·里希特


MR=Max Richter

LC=张璐诗



LC:你觉得,受过古典音乐训练,对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必要的吗?


MR:我做的音乐,其实是各种类型影响的集合。我确实从小接受的是非常正规的古典教育,但与此同时,我也听很多流行、电子、摇滚,还有不少实验音乐。这些东西一直是并行存在的。


LC:那么,聆听和学习欧洲以外的音乐,对你来说重要吗?


MR:这方面对我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不过有一部分非西方的音乐,其实早就跟极简主义音乐混合一体了,这也是今天音乐环境很有意思的地方:过去20多年里,各种各样的元素互相混搭在一起。这也是今天网络共享音乐资源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我们不必再去唱片店买CD,没有什么风险,大家喜欢什么就听什么,也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发现新的东西。音乐文化因此得以百花齐放。


LC:我们现在说的“古典音乐”,通常指的是欧洲过去三百年的作品,而且它今天仍然是某种“主流”。你觉得这种现状有局限吗?


MR:古典音乐确实是特定的文化现象,在今天多少成了一种博物馆文化。人们天天研究怎么去保存古典音乐的传统,古典音乐也经常被视为陶冶情操的手段。这就意味着,你得有充分的智力,才能听懂这种音乐。去音乐厅听音乐会,你的行为也要符合某种规范,听从“乐章之间不能鼓掌之类”的规矩。当古典音乐被视为提升社会道德的手段、甚至在上世纪曾成为区分智商等级的指标,那就成问题了。实际上,这一切都跟音乐、声响本身无关,而只是音乐周边的文化附着物。


在我看来,更健康的音乐结构,或许可以向当代艺术馆学习:同时展示新旧艺术,让传统与现代作品相互做比较和对照。就简简单单地去听这些声音本身,抛开所有的文化包袱。在过去20年里,不少音乐人都在做类似的事情,电子音乐、舞曲以及摇滚乐都已开始跟古典乐接轨。很多演奏者也逐渐对不同类型的音乐张开怀抱。


LC:你刚提到现代画廊,我刚好想说,你的音乐就很视觉化。你也多次在创作中加入文学朗诵等形式。你是不是有意识在创作中混搭不同艺术形式,有意让抽象化的音乐变得具体化一些?


MR:是的。我每一次创作都始于表达的愿望:想去讨论一个话题,表达一个政治观点,讲一个故事。音乐就成了一种叙事的手段。所以我会尽量将这种叙事表达清楚,所以你会看到我有时在音乐中加入文本。一方面,我倾向于极简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我又会尽量具体化地去表达。在我心里,音乐更像一个“地方”,我希望我的听众都能到达那里。至少这是我的理想。


LC:这个地方的落点在过去吗?你的许多作品都与记忆有关。


MR:回忆是人类的本能。我们在回忆中给自己讲故事,从而构筑起生活。我觉得一部音乐作品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在于听者的经验:表面上我们是在听一段音乐,但实际上在可能的一百种诠释中,我们会为自己选择一个特定的故事,然后演绎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会给自己的创作做减法,核心是要给听者留出一个开放空间。


LC:如果叙事太具体,会不会反而限制听者的自由?


MR:嗯……也许吧。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不到现场演绎、接收到观众反馈的那一刻,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写出了什么。



马克斯·里希特围绕睡眠与意识展开的声音作品《SLEEP》
马克斯·里希特围绕睡眠与意识展开的声音作品《SLEEP》

LC:对你来说,音乐是在记录现实,还是也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MR:音乐是一种社会自我交流的语言。它是一种直接而有价值的提问方式。从这个层面上讲,今天流行音乐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对政治、社会的批判完全消失了,而那原本是极为核心的部分。这种批判偶尔才有所回归,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朋克风潮。可是主流的流行音乐,早已削薄成了意义单一的娱乐。


LC:最近的世界时局,有没有带给你新的创作灵感?


MR:我暂时还不知道是不是会转化为创作,但欧洲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危机,但最棘手的还是难民危机。在对难民问题的处理上,英国的表现相对于德国等国家来说,实在是太糟糕。


LC: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之后,将来你还会重写别的古典作品吗?


MR:哈哈哈,不会了。维瓦尔第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意义很特殊。这有可能是古典音乐里最受欢迎、演出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四季》,觉得很美妙,就喜欢上了。可是没过多久就听腻了:不光在音乐厅里,打开电视机、在等待电话被接通的时候、逛超市时,到处都是“那段讨人嫌的音乐!”对我来说,“重写”是希望把这部经典作品的灵魂给找回来。如果把《四季》看成一段路上的风景,你每天在路上往返,很快就无感了。所以我想换一条路走过去,重新发现它。


LC:你认为电子音乐与古典音乐之间,只是媒介的不同吗?


MR:我认为是的。电子乐只不过是在我们既有器乐传统基础上自然而然的延伸。就像是19世纪的管弦乐团壮大了规模:木管和铜管组的编制更复杂,打击乐能够制造出更丰富的音色,等等。作曲家向来都在不断探索新的声响可能性和技巧,电子乐不过是这个进程的继续。


LC:相比器乐现场演奏,计算机音乐在情绪表达上有没有局限?


MR:某种程度上是有的。器乐演奏和计算机音乐两者并不完全一样。如果你要表达一条情感浓烈的旋律,在计算机和小提琴之间,你肯定还是会选择小提琴。但这也跟文化发展有关系,管弦乐团已经经历了三四百年的进化,几百万人的经验都在里面了,相对来说,计算机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我们现在想要使用计算机去做成一件事还很艰难,有点像用打字机做互动。所以说作为乐器,计算机还处于早期阶段。


LC:早年你曾参与“伦敦未来之声”的系列录音,你现在跟伦敦电子乐界还有互动吗?据你所知,英国电子乐与古典乐界之间的关系如何?


MR:主流古典乐和主流舞曲界仍然是两个世界,我现在没以前那么直接参与后者的活动了。但我知道的是,相比于20年前,不同领域之间的楚河汉界不再那么分明,跨界音乐人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




附:


马克斯·里希特被视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并在电影音乐领域建立了鲜明的个人语言。


他的创作将古典作曲技法与电子元素结合,形成一种能够强化影像叙事的音乐风格,在国际范围内获得广泛关注。他为多部电影与剧集创作的配乐,包括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执导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 2008)、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执导的《星际探索》(Ad Astra, 2019)、乔西·洛克(Josie Rourke)执导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 Queen of Scots, 2018),以及达蒙·林德洛夫(Damon Lindelof)创作的HBO剧集《守望尘世》(The Leftovers, 2014—2017),在情绪表达与声音结构之间形成独特平衡。


其作品累计播放量超过十亿次,并获得多项奖项肯定,其中包括凭《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获得欧洲电影奖,以及因《星际探索》获得格莱美奖提名。近年的影视作品还包括赵婷执导的《哈姆奈特》(2025)与约翰·伦克(Johan Renck)执导的《太空人》(Spaceman, 2024)。


除影视配乐之外,里希特的个人创作也在当代古典音乐语境中持续产生影响。即便在发行二十周年后的2024年,其代表专辑《蓝色笔记本》(The Blue Notebooks)仍不断吸引新的听众。2015年推出、与尤利娅·马尔(Yulia Mahr)共同完成的《SLEEP》,是一部长达8.5小时、围绕睡眠与意识展开的声音作品,常被视为21世纪最具规模与文化影响力的古典音乐项目之一,也曾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完成现场演出。里希特最近一张个人专辑《In A Landscape》于2024年发行。


柏林电影节总监翠西娅·塔特尔(Tricia Tuttle)表示:“马克斯·里希特是当代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而电影观众也很幸运,他始终对电影保持着深度投入。他为电影所写的音乐不仅是配乐,更是一种叙事方式,使故事的情感核心得以被听见,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电影语言。”


里希特与柏林电影节保持着长期联系。2009年,他曾担任柏林电影节人才训练营(当时名为Berlinale Talent Campus,现为Berlinale Talents)的导师;最近一次回到柏林电影节是在2024年,其配乐作品《太空人》在“柏林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Berlinale Special Gala)”举行世界首映。


自1986年设立以来,柏林电影节摄影机奖旨在表彰对电影艺术作出重要贡献、并与柏林电影节保持特殊联系的个人或机构。该奖杯由128个独立部件组成,外形参照真实摄影机制作,由杜塞尔多夫金匠艺术家格奥尔格·霍内曼(Georg Hornemann)手工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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