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格莫尔音乐厅125年：这儿不是比拼口味优劣的地方

从1901年开幕到124年后的今天，原名叫“贝希斯坦音乐厅”的威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由最初为独奏设计的舞台，已发展成为全球室内乐演出的殿堂。音乐厅不到6百个座位，五年前就保持着每年550场音乐会的演出频率。也正是这个百年音乐厅，在前几年封城后，于全英率先实施线上直播，最多人在线时超过1百万，并至今坚持免费。在最新公布的2025/2026乐季中，威格莫尔音乐厅的全年演出已扩展到了600多场。

音乐厅现任艺术与执行总监约翰·吉尔胡利（John Gilhooly）自2005年上任至今，一直在扩大音乐厅的曲库：迄今已委约世界各地的作曲家为威格莫尔创作了近七百部新作。2021年和2025年秋季，我两度与约翰在音乐厅内作单独交谈。2021年那一次，我们见面时还不能握手，进到空荡荡的音乐厅里后，还特地量着一米的长度，保持“社交距离”落座。当时约翰几番提及他对多元化背景的合作音乐家的注重，希望为在疫情冲击下苦于生计的音乐工作者多提供机会。两次对谈中，他都提到：威格莫尔是“21世纪的音乐厅”，是伦敦最友好的场所之一，那意味着所有关于古典音乐的旧式门槛，如“得会读谱才能懂音乐”，都应被移除。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让观众走进来时感到舒服，领位员应该微笑，并有问必答：“有人不明白什么叫‘奏鸣曲’，我们当然有义务去解释。”

对话威格莫尔音乐厅总监约翰·吉尔胡利：

“总有人捂住耳朵不想听见”

LC=张璐诗

JG=John Gilhooly

LC：你是学音乐出身的吗？

JG：我学声乐出身，但其实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上台。我也学过历史和政治，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管理音乐厅的人不一定非得学音乐，但一定要熟悉大量曲目。你得知道这个场地适合演什么、观众喜欢什么。这里面有质量，也有口味的区别。有些节目你自己可能不太喜欢，但不能否认它们的质量。比如说，你觉得某位钢琴家弹得太大声，但观众喜欢，你就得把自己的偏好放一边，请他来演出，同时全场保持好气氛。如果你只是按自己的喜好安排节目单，我觉得这个艺术总监是不成功的。

现在古典音乐的定义比以前广泛多了。无论是昨天才写的作品，还是两百年前的经典，都是人类最棒的创造，值得去发现和推广。威格莫尔的舞台小没关系，但创意不能小。

LC：你多次提到的“多元化”，对威格莫尔音乐厅来说意味着什么？

JG：1950年代，音乐厅的运营状况并不好，多亏了一些逃难过来的犹太人筹钱租场办音乐会。那时候，威格莫尔还会对外出租场地，频繁举办音乐会的模式，正是他们当年开创的传统。近几年，反犹情绪有所抬头，我希望这里的犹太人能把威格莫尔当作一个安全的空间。我曾邀请集中营幸存者安妮塔·拉斯克-沃尔费什（Anita Lasker-Wallfisch）来讲述她的经历，她今年已经100岁了。她当年之所以能在经历三个集中营后活下来，是因为她是集中营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手。当然，这个乐团只是纳粹的对外宣传工具。后来她搬到了英国，她的儿子拉斐尔·沃尔费什（Raphael Wallfisch）也是大提琴家，经常在威格莫尔演出。这就是我理解的“多元化”：不仅是曲目的多样化，还包括种族、肤色、性别等各个方面。

LC：人们说的“古典乐”一般指的是二、三百年前写下的欧洲古典音乐。在今天，你认为“古典乐”这个定义还有必要吗？

JG：其实归根到底，我们谈的就是好的音乐。我也管理皇家爱乐协会，这可能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音乐机构之一。当年，正是皇家爱乐协会在贝多芬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以50英镑委约他创作第九交响曲，当场就在伦敦街头付了钱。两年后，贝多芬耳疾恶化，协会又寄去了50英镑。

大约20年前，我开始担任威格莫尔的艺术总监，这让我获得了皇家爱乐协会主席一职。这是一份志愿工作，前几年我再次当选，打算再干三年。这个职位的好处是，能让政府听到我说的话。疫情期间，我每次都会提到自由职业音乐家的生计困境、音乐产业的焦虑，敦促政府一旦条件允许，就重开音乐厅的大门。

皇家爱乐协会现在每年都会颁发一个奖项。这些年，我看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涌现了很多融合爵士和电子的新创作。比如印度裔作曲家尼廷·索赫尼（Nitin Sawhney），他的音乐很难用传统方式定义，他也常在威格莫尔登台。我们不该害怕变化——音乐在变，口味在变，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尼古拉斯·肯扬（Nicholas Kenyon）曾寄给我一本新书《音乐的生命史》（The Life of Music），我全书读完后觉得，西方老一辈的守旧派，不能再对音乐的发展视而不见，而这其实是件好事。我当然仰慕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这些来自维也纳的经典作品，舒伯特更是陪伴我一生的挚友，但我同样热爱巴托克。我们在维也纳的传统之上发展，同时也需要创造那些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新事物。

巴赫固然是不可替代的巨匠，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他优秀音乐家。比如曾入驻威格莫尔的作曲家卡罗琳·肖（Caroline Shaw，2013年美国普利策音乐奖得主），或者与威格莫尔合作密切的当代室内乐团体Apartment House，他们曾全天演出作曲家朱利叶斯·伊士曼（Julius Eastman）的作品。这位黑人同性恋作曲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因艾滋病去世，生前受尽唾弃，但他是个天才，我们决定纪念他。

此外，女性作曲家和出色的女指挥家也越来越多。我在皇家爱乐协会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女指挥家铺路。前些年，有位歌唱家对我说，在英国，要找到愿意指挥巴赫《马太受难曲》的女指挥家仍然很难，我还得继续努力。

威格莫尔音乐厅入口  © Russ London

LC：音乐厅在做改革，音乐厅的观众构成是不是也在变化？

JG：在我看来，“古典音乐的听众”和所谓“威格莫尔的观众”根本不存在。有些人很开放，什么都能听，有些的口味则小众得不得了。疫情期间，威格莫尔音乐厅共推出了两百多场线上直播的音乐会，我们收到了全球各地乐迷的邮件。有音乐厅常客说，通过网络发掘了很多以前不会买票去看的好东西。当然，无论你发出的声音有多大，总会有人捂住耳朵不想听见。有些人坚称古典音乐是属于特定阶层和精英圈子的，也有人总是说，听古典乐的全是年纪大的人。

LC：翻开新乐季的节目册，韩国钢琴演奏家任奫燦的名字出现了几次。

JG：我觉得他真的很棒，能请到这样的人来演出太好了。我相信，他五十年后可能还会在国际舞台上演出，这正体现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意义。你看看，席夫七十年代末来过，内田光子六十年代来过，现在他们依然会回来登台。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代新的艺术家正在成长，我希望他们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同时与不同的观众建立联系。毕竟，二十五年前的观众大部分已经不在了，现在总会有新的观众群体出现。而每位艺术家，也都有属于自己的观众。

LC：任奫燦在这里首演是2023年吧？

JG：对，他的YouTube直播有120万观看，真的很棒。他在自己国家也有很大的受众，而且完全是通过专业体系成长起来的。通常我们会在90天后下线直播，但这次钢琴家希望保留下来，作为一个长期资源，这也说明他很清楚想怎么呈现自己。

LC：现在观众越来越年轻，这会不会让传统观众觉得被忽视？

JG：每个场馆可能都会想吸引年轻人，我们当然希望年轻观众参与，但绝不能忘了老观众。有人认为五十岁以上的人不重要，这我觉得很冒犯。老观众非常宝贵，他们才是支持我们的人。有的人可能五十岁才开始听音乐会，也没问题，他们可能会持续三十年。孩子上大学后，有了更多时间和可支配收入，也会加入进来。我们要做的是平衡，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同样重要。

LC：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来的老观众，会乐于接受新艺术家吗？

JG：当然会。他们一路陪着我们经历了二十年的变化，见证了起伏，很自豪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和艺术家、观众、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这些成就。这就是新的威格莫尔音乐厅，我觉得它是伦敦最友好的地方之一，也是21世纪的音乐厅。

LC：你说“最友好”，具体是指什么？

JG：就是说，所有关于古典音乐的不必要障碍，比如“必须会看谱才能真正享受音乐”，都应该去掉。你走进来听音乐，被打动就够了，不懂看谱也没关系。这种体验可能会让你思考，也可能让你的一天更美好，甚至激励你去拿起一本小说来读，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让每个走进这个空间的人都觉得舒服。如果第一次来就觉得不自在，人家肯定不会再来第二次。现在威格莫尔的领位员都很年轻，我们要求他们对观众微笑，礼貌地解答问题。有人不明白什么是“奏鸣曲”，我们当然会解释，绝不会让提问的人觉得尴尬。

LC：你之前提到过对韩国新一代演奏家的关注，这部分能说得详细点吗？

JG：当然。我们必须关注东亚地区，尤其是韩国，这十年来慢慢显现出来，过去三年尤其明显。你看国际比赛，很多学生都来自韩国，技术非常出色，但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并不多，也能发展成职业艺术家的更少。其实日韩和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都比我们这边要好。那边的孩子从小就接触音乐，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国际艺术家，但至少能有意义地接触音乐，就像学习文学一样。他们在培养音乐素养，而我们这边没做到，这让我觉得很羞愧。我觉得，早期接触音乐会在未来培养出多样化的大量观众。

我们还受益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教育体系，但五十年后会怎样，我就不敢确定了。现在很多孩子在课堂上几乎接触不到音乐，而我们一个音乐厅能做的很有限。其实这应该是政府的事，这是课程体系的问题。让我焦虑、甚至生气的是，办个学校合唱团成本并不高，但为什么很多学校不做呢？

LC：简单来说，六十年代的教育体系和现在的区别在哪？

JG：在伦敦，以前音乐是课程的核心。六七八十年代，电视上都有音乐节目，学校里也有音乐会，孩子们能以很有意义的方式接触音乐。课堂上有合唱团，孩子们能真正感受音乐。伦敦还有很多补贴票和免费票，一些犹太慈善家最早推动了这些项目。

当然，我们自己也做了35岁以下票务计划，过去十年吸引了20万人参与，这很好，但还不够。单靠我们一个音乐厅是做不到的，每个场馆自己做也不够，因为没有政府统一规划，也没有把它嵌入教育体系里。

LC：所以你觉得英国现在的音乐教育相比以前是退步了吗？

JG：是的，这几十年来情况越来越差。很多学校几乎没有真正的音乐课，名义上每周一小时，但没专业老师。现在确实很困难。但要记住，我们这里办了很多音乐会，可以结合课程的关键阶段，通过互联网传到全国任何课堂，再做一对一辅导。资源是有的，各大音乐会、交响乐团、剧院都有，不只是音乐，所有艺术形式都可以这么做。孩子们随时都能看，因为线上资源一直开放。主持人很专业，受过培训，懂得跟孩子们沟通。

问题是，现在只是我们这个孤立的场馆在做。皇家歌剧院、南岸中心也有类似项目，都很棒。但那些没接触到的人怎么办？大家都做得很好，但谁来整体负责呢？我们无法覆盖所有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利用这些免费的线上资源，覆盖面会大很多，但似乎没人在做全国层面的协调。

疫情期间我们推出的免费数字音乐会，把威格莫尔带到了欧美和中国的主流媒体，引起广泛关注，也提高了知名度。以前大家觉得这是个有名的音乐厅，其实只是圈子里面有名。现在比以前知名得多，而且经历疫情后财务也更稳健。数字直播吸引了大量支持者，我们现在已不再依赖艺术委员会（The Arts Council）的资助了。

我觉得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流媒体、广播、宣传，尤其是疫情之后积累的好感度，都让我们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明年五月我们有为期两周的周年庆音乐节，每场演出都会直播，每天都有三场，就像一个小型的“逍遥音乐节”，艺术家包括女高音莉斯·戴维森（Lise Davidsen）、莱昂科罗四重奏（Leonkoro Quartet）、钢琴演奏家伊戈尔·列维特（Igor Levit）和任奫燦都会来。

LC：在你任职的这二十年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JG：2004年我们翻修建筑，花了350万英镑，当时没有任何筹款策略，真的很困难。后来又买下租赁权，又花了300万英镑。还有场馆租赁演出那块，以前很多音乐会质量参差不齐，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现在呢，每场音乐会都是我们自己推广和安排的。2015年我们有了媒体室和摄像设备，到2020年疫情那会儿，我们完全准备好了，能把演出直播到全世界。这是战略性决策，因为我们早就看到了流媒体的未来。当然，现场音乐体验无可替代，但通过直播，唱片公司也能支持年轻艺术家，给他们国际平台，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有时替唱片公司填补空缺，尤其是在五年培养一个艺术家的期间。

LC：那你在编排节目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JG：核心就是选择最好的音乐和最优秀的艺术家。同时，我们也在建立一个基金，目标是3千万英镑，这样即使未来筹款放缓，接替我的人也能保持同样的水准。现在观众不仅关心票价，还在考虑要不要放弃一晚时间来听音乐。他们有很多选择，可以在家看网飞，也可以去音乐厅，他们想要的是适合自己的体验。

LC：是不是可以说，节目册里的选择都是你的个人品味？

JG：节目确实主要由我们安排，我会意识到自己的偏好。有些艺术家我个人可能不太喜欢，但还是会安排。因为如果只按自己喜欢的人排节目，艺术总监肯定会失败。首先是考虑自己的偏好，然后再看哪些节目“应该出现”，这是一个层层叠加的过程。

LC：你说的“应该出现”，具体指什么？

JG：就是音乐质量必须国际级，无可质疑。比如有些钢琴家可能有争议，但他们非常出色。我们会大量安排奥地利古典作品：舒伯特、莫扎特、海顿，同时也考虑20世纪和21世纪的空缺部分：哪些新艺术家应该来？哪些新兴钢琴家还没来过，应该在哪个季度亮相？他们该弹肖邦还是舒伯特？或者给他们自由发挥？是不是某年安排波兰主题，某年法国主题？我通常会提前三年规划。每个季度都会有不同风格。比如一月到三月的安排完全不同于九月。全年会有主题，但每次拿到节目单，人们都会有新鲜感。我总会鼓励大家深入了解节目，而不是只挑熟悉的演出来订票。

约翰·吉尔胡利在威格莫尔音乐厅内  摄影：张璐诗

LC：关于当代曲目，我一直很好奇。你提到观众对新作品越来越开放，你觉得他们对那些既有的大师、成熟艺术家和新兴声音，是不是也能同样接受？

JG：这其实挺难推广的。当代音乐确实在慢慢增长，但老实说，“艺术委员会”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不过也不是说没人喜欢。有些观众会来参加一场非常传统的音乐会，即便中间夹了一首当代作品，他们也能接受。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观众，往往是那种会来参加整整一天当代音乐活动的人，他们会从头听到尾，完全沉浸其中。

我们不想把当代音乐搞成一个“圈子”或者孤立的“飞地”，所以在成熟艺术家的音乐会里穿插新委约作品，这种方式很棒。同时，我们也保留那种彻底沉浸式的全天活动。这时，你会看到老一辈观众和年轻观众在同一个空间碰撞、互动。有些七十多岁的人，在我还没出生时就开始听当代音乐了，他们现在还会来。

LC：场馆本身的态度很关键。

JG：完全正确。这跟场馆的“气场”、我们写音乐的方式、我们谈论音乐的方式，都有关。我在每一次采访里都会说：你不需要会读谱就能爱上音乐。每个人的观点都同样有价值。可能有人不喜欢听这句话，但抱歉，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你尽管来试试就知道了。我特别喜欢前排的那些观众，他们大多数都不会看谱，但几乎每一场都来。

口味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每个人听音乐的方式都不一样，大脑的“编程”方式也不同。比如，我可能觉得某个歌手的声音有点刺耳，但他在音乐处理上的方式非常精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有些人讨厌女高音，有些电台甚至不会在白天播放女高音，因为一播，听众就换台了。也有人只来听假声男高音，有的只听钢琴，还有的只想听弦乐四重奏。确实存在这些“小圈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看不起。那种互相鄙视的时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高高在上的势利态度，我们一直在努力清除。关键在于你“说什么”，以及“怎么说”。我们非常有意识地去掉那些让人觉得必须具备某种知识才能进来的暗示。节目册、宣传材料，乃至舞台上的介绍，都尽量保持清晰、直接，而不是说教式。音乐本身已经足够伟大，不需要我们在旁边“教育”听众。

我记得很早以前，中场休息时，经常有人在大厅里大声说“这个我不喜欢”“那段太糟糕了”，好像必须让所有人听见；现在几乎没有了。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不断创造一种氛围，让大家明白这里不是比拼口味优劣的地方，也不需要那种竞争感。人类总会有派系，这是天性，就像足球俱乐部的对立一样，但我们在音乐会里不希望这样的情绪出现。我们希望把那种精英主义慢慢排除掉。你喜欢这场演出，就好好享受它；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你“该喜欢什么”。当然，健康的讨论很好，但那种拿着大喇叭宣讲，或者把自己的观点当成普遍真理的方式，已经过时了。

LC：你也提到一些社会事件会影响威格莫尔安排节目的思路。通过音乐，你希望传递什么信息？

JG：疫情之前，最糟心的事情是什么？脱欧。我们需要和欧洲邻居保持良好关系，他们是优秀音乐的来源。音乐家之间的资源互通很重要，没人希望停下来。比如他们想演布里顿，我们希望伦敦交响乐团去维也纳，或者邀请维也纳爱乐来伦敦。脱欧后，这种基于友谊的互动更显珍贵。

另一件事是向政府表明，文化艺术和现场演出是全英复兴的一部分。音乐的熏陶是每个人的权利，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喜欢，但我们有义务提供这种机会。音乐对心理健康很重要，政府应该鼓励文化艺术，人生已经够难了。我听说中国有几百万孩子学钢琴，我真希望英国也能这样。可惜现在的教育体系让人失望，音乐厅、歌剧院能做的真的有限。

LC：展望未来，目前你在忙些什么？

JG：我已经开始筹划2028年的节目。明年会有五天的音乐节，庆祝舒伯特诞辰，临近他去世的纪念日会有一些惊喜，包括特别艺术家登场。整体思路是“舒伯特加点花样”，会有临时加入的惊喜演出。全年总演出大约保持在600场左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乐系列了，真的没得比。忙是忙，但我们有策略，不会因为忙就减少演出量，会合理安排节奏。

我现在50多，精力还够，希望还能坚持二十年。工作人员也要注意节奏。我每天都看很多音乐会，有时候有人说“你错过了哪一场”，但我自己也需要休息。连续看十个晚上后，第十一晚我也未必能完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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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总监推荐新乐季节目

欢迎来到我们的春季音乐会。威格莫尔音乐厅的演出从来不走寻常路。翻开节目册，去发现其中隐藏的瑰宝，总是值得的。

自疫情以来，日本钢琴家藤田真央频繁登台，他的莫扎特系列演出广受好评。今年，他以演绎瓦格纳与贝尔格的罕见作品开场，并呈现李斯特充满激情的《爱之死》。

其他值得关注的钢琴家还包括伊莫金·库珀（Imogen Cooper）、皮奥特·安德谢夫斯基（Piotr Anderszewski）和鲍里斯·吉尔特堡（Boris Giltburg），他们将演奏巴赫《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一册》。我们也欢迎贝阿特丽切·拉纳（Beatrice Rana）和克里斯蒂安·扎哈里亚斯（Christian Zacharias）回归。钢琴家詹姆斯·贝利厄（James Baillieu）将再次与男中音艾伦·克莱顿（Allan Clayton）合作，展现协作钢琴家的艺术之美。

如果你还未听过法国男高音西里尔·杜布瓦（Cyrille Dubois）与钢琴家特里斯坦·拉埃斯（Tristan Raës）的精彩福雷演出，请参加1月3日的音乐会。其他声乐亮点包括克里斯托弗·马尔特曼（Christopher Maltman）、西奥班·斯塔格（Siobhan Stagg）、艾尔莎·德赖西（Elsa Dreisig）和克里斯托夫·普雷加尔迪安（Christoph Prégardien）的回归演出。女中音莎拉·康诺利（Dame Sarah Connolly）将于1月8日首演由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创作的新作。

羽管键琴家让·隆多（Jean Rondeau）将聚焦库普兰诞辰400周年。我们也将在国际妇女节举办特别项目《女性与权力》（Women and Power），由女高音纳德斯·威廉姆斯（Nardus Williams）、女中音伊丽莎白·肯尼（Elizabeth Kenny）和声乐家玛丽·比万（Mary Bevan）联袂呈现。

我们的“非洲音乐系列”将覆盖东非音乐，并邀请西非代表图德·杰格德（Tunde Jegede）与NOK管弦乐团（NOK Orchestra）演出。同时，《美丽的磨坊女》将于2月25日由德国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Konstantin Krimmel）与钢琴家阿米耶尔·布沙克维茨（Ammiel Bushakevitz）合作演出。

我们的经典室内乐系列也不乏惊喜：2月28日，1991年出生的新晋作曲家劳伦斯·邓恩（Lawrence Dunn）将为音乐厅125周年创作新作，并与其他当代作曲家一同亮相。多伦多ARC合奏团（ARC Ensemble）将于2月1日登场，以致敬曾在极权下被边缘化的20世纪作曲家与作品。

本阶段最后一场音乐会之一将于3月30日举行，迪德罗合奏团（Ensemble Diderot）登台演出。他们以三重奏奏鸣曲为核心曲目，从尘封的曲目中挖掘被遗忘的珍宝，把这些作品与巴赫、亨德尔、维瓦尔第等大师作品并列呈现。

——约翰·吉尔胡利（John Gilho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