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努·林图在芬兰的一次交谈

缺乏古典根基，反令芬兰更易接受现代音乐

2017年12月，芬兰独立100年纪念，我专程去看芬兰广播交响乐团的三小时节日音乐会，西贝柳斯72分钟长的合唱交响曲《库勒沃》（Kullervo）之后，乐团返场演奏《芬兰颂》（Finlandia）。

音乐会开始前20分钟，我在后台与乐团经理喝茶聊天。乐池里，单簧管乐手和大提琴手在独自练习；后台的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男声合唱团员们，在准备登台；指挥家汉努·林图（Hannu Lintu）咬着一个苹果，坐到我桌前。八年过去了，在今年的伦敦“逍遥音乐节”（BBC Proms）上再听林图，这位性情中人在台下的印象又浮现脑海。当时与林图的交谈，其中关于芬兰人对历史的反思，放在今日仍有意义。因而趁此机会翻出来，做一次整理。

除了《库勒沃》外，芬兰广播交响乐团还首演了委约作曲家罗塔·文纳科斯基（Lotta Wennakoski）创作的《直至入梦》（Uniin asti），也是为男声合唱团和管弦乐团而写，时长20分钟。林图告诉我，芬兰男声合唱团从19世纪就多如牛毛，水平也确实很高，但合唱团一向演绎传统作品，难得有一部现代作品去试探合唱团的张力。生于1970年的文纳科斯基在这部声响层次丰富的作品结束后，穿着无袖绿色直筒连衣裙上台。林图后来跟我说，在芬兰独立100年的特别演出上请来一位女性作曲家，在男声合唱团霸占的一个多世纪的音乐史上也十分有意义。

当晚另一部委约首演的作品来自曼努斯·林德伯格（Magnus Lindberg），林图称之为“对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最重要的在世作曲家”。他写了一首长度为25分钟的管弦乐作品《TEMPUS FUGIT》。芬兰当代音乐史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库勒沃》）与这部新作做同台比照，也是乐团首席指挥（也是节目总策划）林图的刻意设计。

我在芬兰独立纪念日的前夕抵达，黄昏时正下小雪。听说之前几日连续冷雨，但第二天就雪霁见晴。一整天天色明媚，雪花不时在飞。透着怀旧气息的绿皮有轨电车都在车头上方插上了三支芬兰国旗，在雪地上飞驰时，旗子随风簌簌地飘。这天是公众假期，许多家庭都到市中心码头和广场上。市集广场上竖起了100支芬兰国旗，这些国旗紧挨着象征沙俄统治的双头鹰纪念碑。

偶尔会见到有自行车手在后座插上国旗、年轻的母亲在婴儿车上插一面国旗，沿街也会见到许多商铺外面飘着芬兰旗。芬兰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夏季开票后很快就售罄。林图说，观众多数并不是会常买票进音乐厅的人。音乐会的气氛比想像中平静，没有欢呼喝彩表达爱国热情，只是在返场的《芬兰颂》后，大家起立鼓掌。

散场后，在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男声合唱团里唱了10年的米赫克告知，他在台上唱《库勒沃》，眼泪几次都快掉下来。但他和林图都说，芬兰人大多内敛，不擅于表达感情，“可你看全体起立鼓掌，这可是十年一见。”林图告诉我，观众里有许多岁数挺大的人，他们来听音乐会，也是回忆战争年代的艰苦，缅怀二战“冬日战役”中英勇的战士。他说，每年独立纪念日最大的事件是总统在城堡内宴请200人，电视全国直播，“首先入场的是政客，紧接着就是老兵。”与此相对，芬兰电台对上千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做问卷，结果大多数人希望在独立日这天展望未来，而不是回忆战争。

不过演出后，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男声合唱团的晚餐上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情景。这个由学生与校友组成的业余合唱团，与赫尔辛基大学男声合唱团并列为芬兰首屈一指的合唱团。出于热情，芬兰业余合唱团甚至比歌剧院的职业合唱团水平更高。而由于这连林图都说不清楚到底源自哪里的男声合唱团传统，“不醉不归”是他们一贯的演后活动。“有些人甚至是看中了喝酒传统才加入合唱团”，林图不讳言。

当晚，大家拿着餐前酒杯唱了几首歌，才落座晚餐桌前。不料没等前菜上来，大家又随口来了几段。结果这顿饭在三四十首歌的和声中持续了四小时。如果说芬兰人不擅于表达情感，他们至少是不吝幽默感的。整个晚上，大伙儿一直寻找各种借口为各位团员“颁发”礼物，给林图送了一件20年代风格的连体泳衣，也有人送剑、送比脑袋大的酒杯等等。米赫克翻自己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如果演出场地离海边不远，不管冰天雪地还是狂风暴雨，合唱团员都要带上自己那套20年代的连体泳衣，等演出后酒局散场，一起跳进海里游泳。

据说在芬兰，给小孩演奏时，老师会提醒“不要给他们演那些经典的曲子，演一些现代的吧。”事实证明，给从没有受过古典音乐熏陶的孩子们听海顿、贝多芬时，大家会觉得沉闷。但给他们听20世纪的卢托夫斯基、21世纪芬兰作曲家的作品，大家会竖起耳朵。林图意识到，孩子们虽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他们的耳朵天然地能够辨认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声响，而自然产生共鸣。林图还说，在他的经验与印象中，芬兰广播交响的音乐会，演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场次，门票肯定没有演斯特拉文斯基的场次卖得好。

芬兰广播交响乐团与芬兰唯一的音乐大学西贝柳斯学院同在赫尔辛基音乐中心。西贝柳斯学院是欧洲最大的音乐大学，每五年举办一次西贝柳斯小提琴大赛。那时的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没有节目组委会，每场演出的曲目都由首席指挥决定。

为庆祝独立100周年，赫尔辛基市集广场上竖起100支芬兰国旗 摄影：张璐诗

对话汉努·林图

L=张璐诗

H=汉努·林图（Hannu Lintu）

H：我喝酒，但从来不在音乐会之前喝。20年前，老一代的乐团演奏家也许喝个不停，现在这一代的乐手很清醒，不怎么喝酒，吃素食。

L：昨天（2017年12月6日）的芬兰独立100年纪念音乐会上，观众的反应比我想像的平静得多。是芬兰人不擅长表露情感吗？

H：昨天的观众比较特殊，我知道很多人平时是不会去看音乐会的。今年8月份开票，两小时内就卖光了。昨天的观众，我感觉还是在用老派的方式去纪念芬兰独立日——回忆战争年代，回忆战后的艰苦。与此相对，芬兰的新一代就不愿意经常去想战争年代了，他们希望往前看，因此也不想用传统的形式去过纪念日。

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在独立日举办纪念音乐会，这只是第六年。音乐会之前我会提醒参演的独奏家，不要期望观众会有强烈的反响，鼓掌时间不会太长。但毕竟最后观众们都起立鼓掌了，这在芬兰十分罕见。

L：你对芬兰独立日的感情是怎样的呢？

H：我大概处在两者之间吧。1939年“冬日战役”爆发，我来自边境城市卡累利（Karelia）的父亲才10岁，他被迫随家人一起迁到俄罗斯西北。我认识很多背井离乡的卡累利难民及后代，还有上过前线的，他们对当时的经历都绝口不提。尽管我家没人上过前线，对战争的记忆却一直都在。我很敬佩那些在战后五六十年代重建芬兰的人们，但我们有点被困在一种情结里，对于艰难时期的纪念，有点太用力了。这种情结广泛见于欧洲各国，但在我看来，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似乎比我们对未来更乐观一些。

L：那平常去听音乐会的芬兰观众是怎样的呢？

H：平常音乐会上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三四十岁的社会中坚，他们最忙碌，来听音乐会很难得。但芬兰人基本不怎么公开表达情绪，在日本、韩国我经常见到热情的观众，中国的观众专注又热情（林图曾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登台），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第一个音符响起来观众就开始激动。有时我出差一个月回到赫尔辛基，听到稀落的掌声，一下也适应不过来。这里是听不到Bravo的。但近年，整个芬兰社会变得开放了起来，人们也出现了变化。

芬兰人喜欢与他人保持距离。如果椅子可以挪动，芬兰乐手们不自觉地就会慢慢将椅子挪到离别人更远的位置，这种情形我经常见到！我想这是我们基因里自带的，我们喜欢独处。

我怀疑芬兰人喜欢听音乐会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几乎所有的音乐会都是满座的。音乐会开始时灯光要调暗，观众要关掉手机，他们坐在黑暗中，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话。也可能因为这样，那么多芬兰人喜欢演奏音乐，沟通都通过音乐即兴，不必言语。

芬兰人喜欢独处，这种自由风格也许也影响到了指挥系的教学，对于指挥系学生，圣彼得堡有十分严格的基本动作，而我们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芬兰音乐教育体系，就不讲求这样的技巧基础，每个学生凭感觉自己去设计和创造。

L：设计这份100年独立纪念日音乐会节目，两部完全不同的新作首演，下半场演西贝柳斯的《库勒沃》，你的想法是？

H：我们想要一部乐团单独委约的新作，曼努斯·林德伯格自然是不二选择。他对于这个乐团来说是最重要的在世作曲家。他从40年前就开始为乐团创作，30年前就有大部头出来。曼努斯几乎认识所有的演奏员，他小时候就是跟这里几位演奏家学习的。乐团很喜欢他，他们知己知彼。昨天的那部作品，不需要多说，乐团就明白作曲家要什么，怎么去拿捏、诠释各种细节。接着我想要演《库勒沃》，这部曲子是芬兰管弦乐史上第一部伟大作品，在西贝柳斯之前，我们真没有太多出色作曲家。我的想法是，把芬兰第一部管弦乐大作与最新的管弦乐作品放在一起，芬兰音乐创作这两极之间相隔了125年。

最后一个想法是，芬兰大小城镇到处都是男声合唱团，这传统也许来自瑞典，这些合唱团主要唱歌颂芬兰民族的歌曲、康塔塔、宗教歌曲。既然《库勒沃》里已经有男声合唱团，我们就顺势请罗塔为男声合唱写一部现代作品，以呈现男声合唱不同的表现力。罗塔刚好是位女性作曲家，这也很有意义，因为战争的缘故，独立纪念日传统上一直是男性中心的日子。

赫尔辛基音乐中心 摄影：张璐诗

L：在西贝柳斯与林德伯格之间，你能看得到风格上的联系吗？

H：曼努斯很坦白，他说西贝柳斯晚期的作品，《第七交响曲》、《暴风雨》等，对他影响特别深，但并不是形式、作品色彩、创作语言上的影响，而是在和声结构上。西贝柳斯的交响作品密度很高，十分紧凑，时间都不长，曼努斯的作品也有这样的共性。芬兰有不少作曲家想模仿西贝柳斯，创作那种宽广而黑暗的管弦乐，但这其实只能代表早期的西贝柳斯。他的《第七交响曲》其实很现代，但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注意到。

L：在芬兰以外，音乐爱好者似乎只认得西贝柳斯这一位作曲家，在芬兰的今日，西贝柳斯的地位怎样呢？

H：在芬兰之外，很多人是通过西贝柳斯了解到芬兰的历史，他被称为芬兰文化使者。在芬兰独立之前，俄国的审查制度很严，有些话不能说、不能写，音乐会成了表达爱国情绪的场所。但作曲家可以创作音乐，当中的意义大家都领会得到。在俄罗斯，肖斯塔科维奇也一样，大家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

但这种以文化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社会，世界上并不多见。当时西贝柳斯的名气已经传到芬兰之外了，至今我依然会说他是芬兰最重要的人。

我已经记不清我指挥过多少次《芬兰颂》了，在不同地方演奏这部作品，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在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我去指挥了一次，那是当地有色人种能参与的第一场音乐会，场景十分感人，台下观众心里想的自然不是芬兰独立。前几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几周，我到东京演出，《芬兰颂》演完后，观众目瞪口呆。前几周还有人来跟我说，福岛之后那场音乐会我也在。还有在卡拉卡斯，我执棒西蒙·玻利瓦尔交响乐团演出《芬兰颂》，我看到周围年轻的脸孔上被打动的神情。这部作品要表达的情绪已经超越了芬兰的民族感情。

写《库勒沃》时候的西贝柳斯还不那么自信，技巧也不太成熟，我喜欢这部作品，原因之一是它的不完美。处理这部作品时，可以快可以慢，作品的能量不受影响。这部作品写得很奢侈，两位独唱演员，出来只唱了一个乐章；一个男声合唱团，只唱两个乐章。19世纪时，请合唱团不花什么钱，要演出这部作品估计不难。柏辽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这样。但同时那么优美，我认为这部作品的动机是西贝柳斯写下的最美的动机之一。

赫尔辛基音乐中心内名为“泰来”的锣 摄影：张璐诗

L：听说你们每场音乐会都会安排一部现代作品？

H：差不多是这样。很可惜，演奏巴洛克作品今天成了某种秘密俱乐部的专属，一般交响乐团都不能演了，只有古乐专家才有资格去碰这些作品，而安德拉什·席夫来的话，他当然想弹什么就弹什么。这个乐季我们只有10部作品首演，大部分都是芬兰作曲家的创作。按照规定，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必须支持本地音乐，这是我们的责任。

L：说起巴洛克，芬兰音乐史上并没有德奥国家那样经历过从巴洛克到浪漫主义的阶段，然而今天芬兰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数目却羡煞旁人。这是为什么呢？

H：确实，芬兰没有经历过古典音乐的基础时期，但这也许恰恰造成了芬兰观众对20世纪以来的音乐态度更开放。有大概20年了，现代作品在芬兰各个乐团的曲目库里都占不小的比重。人们对现代音乐非常习惯，甚至不会注意到哪些是“新”音乐，哪些是“老”音乐，除了小孩子。有时候我们会安排中小学生来看我们排练，他们坐在乐手周围，全程安静地听。前几天我在超市里碰到一个学校老师，她跟我说，下次能不能别给学生演那些经典曲目呀？每次你们排现当代的作品，孩子们会兴奋地说上几天，可如果是海顿，他们觉得很沉闷。我一下就醒了，以前一直以为要吸引新一代，就得给他们演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或者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其实孩子们能辨认出哪些是属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声音，而对海顿的时代，他们一无所知。这很有启发，如果要吸引年轻人对严肃音乐的兴趣，千万别绕过当代音乐。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一场莫扎特《魔笛》、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交响曲的演出，没有人会来看；而一场卢托夫斯基的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协奏曲，则一票难求。尽管芬兰人很内向，我们还是有喜欢冒险的一面呢。

西贝柳斯是芬兰第一位古典音乐作曲家，他也是首批芬兰指挥家之一。他的朋友罗伯特·卡雅努斯（Robert Kajanus）创办了赫尔辛基爱乐。从那以后，指挥家一直在发展，芬兰政府一直以此为傲，对此很支持。

L：芬兰的音乐教育近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H：我不大清楚现在的情况，但在我成长的年代，无论多小的城镇都有一个音乐学校，而且不怎么费钱。我父母就没什么钱。如果实在付不起学费，孩子们可以免费去上课。现在这个制度还在，但政府资助已经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么多了。我们只有五百多万人，乐团、歌剧院这些地方需要找人，很多人都得学音乐。我们也不像中国、韩国，优秀的音乐学生都出国深造，我但愿芬兰也这样。尽管西贝柳斯学院水平非常高，但我们国家很小，我会建议每个学音乐的孩子都多少到外面去看看，吸收不同的东西。

汉努·林图现任芬兰国家歌剧院（Finnish National Opera）首席指挥、西贝柳斯国际音乐节（International Sibelius Festival）艺术总监（2025年起）、拉赫蒂交响乐团（Lahti Symphony Orchestra）艺术合作伙伴（2025年8月起）、古本基安管弦乐团（Orquestra Gulbenkian）音乐总监，以及新加坡交响乐团（Singapore Symphony Orchestra）音乐总监（2026/27乐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