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英国首相访华后，哈雷管弦乐团CEO有话说

坐标曼彻斯特的哈雷管弦乐团（The Hallé），将于2月26日联手摇滚乐团Radiohead的吉他手兼作曲家强尼·格林伍德（Jonny Greenwood），举办格林伍德的新作品首演。

本场音乐会的核心是格林伍德新近完成的《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最初源自他早年的《留白恐惧》（Horror Vacui），但作曲家在重写过程中几乎彻底推翻了原作，仅保留了一个八音动机。格林伍德自己形容，严格而言，这已经是一首全新的小提琴协奏曲。其中，小提琴家丹尼尔·皮奥罗（Daniel Pioro）将担任具挑战性的独奏角色。在声音构想上，这部新作受到日本电子音乐先驱富田勋（Isao Tomita）在上世纪70年代使用电子合成器模仿管弦乐音色的启发。但格林伍德在新作中反其道而行之，他试图将原本属于电子合成的声音交还给弦乐器来演奏。

格林伍德同时提到了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对自己的深刻影响。潘德列茨基在上世纪60年代面对电子音乐浪潮时，曾坚信这些声音可以、也应该由弦乐器更生动地完成。格林伍德认为，真正有风险、有张力的并非电子程序的一键触发，而是由一整个乐团共同承担失败与不确定性的现场演奏。因此他构想这是一部为独奏小提琴、弦乐团与指挥三者平等而写的作品。

作品也将乐团视为独奏小提琴的“共振器”，通过古老的弦乐技术，去模拟和再诠释数字与模拟音频处理的效果。格林伍德表示，这些声音每一次都会因乐团的判断而发生变化；这种不可复制的差异性，正是他持续写作管弦乐的核心动力。

一年之前，格林伍德曾与哈雷管弦乐团合作过向极简主义作曲家史蒂夫·莱什（Steve Reich）致敬的音乐节演出。此次，乐团将呈现格林伍德三部不同时期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水》（Water），以及《X年混响》（X Years of Reverb），在此基础上，音乐会还将呈现史蒂夫·莱什的《脉动》（Pulse）以及卢托斯瓦夫斯基（Witold Lutosławski）献给巴托克的《葬礼音乐》（Musique funèbre）。格林伍德自己将演奏低音电吉他和印度坦布拉琴。

再度与乐团合作，格林伍德形容“令人兴奋也令人敬畏”：“这个拥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乐团，不被自身声名所束缚，而是始终保持开放与流动的姿态。”上周，我与哈雷管弦乐团首席执行官大卫·布彻（David Butcher）交谈，他刚随英国首相率领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乐团这种“不被自身声名所束缚”的状态，并非仅体现在节目策划层面，也正在成为乐团整体发展策略的一部分。

随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访华的文化团合影，大卫·布彻在斯塔默右后方

即时Riff对话哈雷管弦乐团CEO大卫·布彻：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求知欲令人印象深刻

LC=张璐诗

DB=David Butcher

LC：这次随英国首相代表团访问，是你第一次去中国吗？

DB：不是第一次，我去过中国很多次了。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布里顿小交响乐团（Britten Sinfonia），那支乐团我记得去中国巡演过三次。而我在哈雷管弦乐团担任首席执行官已经五年。哈雷和中国之间的渊源更深。我们过去有过多次中国巡演，在我任内也有。

去年十一月，我们刚刚完成了为期七天的中国巡演，走访了几个主要城市：在北京有两场音乐会，在上海世博公园为四千名观众演出了一场户外音乐会，还去了成都和武汉。作为曼彻斯特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哈雷在世界各地巡演时本身就扮演着“文化大使”的角色，在中国这一点尤其明显。比如武汉是曼彻斯特的友好城市，而我们在成都演出期间，也刚刚签署了一项新的友好合作协议。

这次代表团的行程中，我们见到了不少重要人士，包括地方官员、英国艺术委员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还有在成都见到的英国总领事等。我们也已在计划明年五月再次回到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的行程——当然我这次并不是带着乐团，只是我个人出行——更多是代表哈雷，同时也非常重要地，代表英国的文化界“挥旗”，能够作为首相代表团的一员被选中随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所以，是的，我觉得自己正在越来越了解中国，哈雷也这样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机会。我们正在探索的是非常有意思、双向发展的合作关系。

LC：这次去了哪些你以前没去过的地方？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收获？

DB：首先要说的是，这次访问很明确地是围绕我们首相访华而展开。这是英国首相八年来首次访问中国，首相本人也非常强调这一点。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亲眼见证国际权力长廊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中英两国在最高层面的关系如何运作，两国领导人如何对话。英国方面对于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抱有非常积极、温暖的愿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强国、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拥有十四亿人口，是一片巨大的机遇大陆。能亲眼看到这些，非常有意思。

这次我们在短短三四天里去了三个地方，是一次非常紧凑的“旋风式”行程。我们先到北京，然后去了上海，回程途中还在东京短暂停留。我们几乎是一路向东绕地球飞了一整圈。这些城市我以前都去过，哈雷在这些地方都有合作关系。但这次最大的不同在于，我是从一个更宏观层面，作为这次贸易与文化代表团的一部分，支持、见证首相所进行的高层会谈和谈判。这让我很激动。

举个例子，其中一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议题，是实现了英国公民赴华进行商务或旅游活动时免签，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定日期。我和首相也谈到了这一点。如果能实现，对乐团和文化机构来说将是极大的帮助。

这次代表团里，大概有十五位来自文化领域的人士，其中有两支乐团：哈雷，以及皇家爱乐乐团。可以说，伦敦和曼彻斯特这两座城市，通过各自重要的交响乐团，在国际舞台上共同被代表。此外，还有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英国国家剧院、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以及一些体育机构，比如乒乓球协会、斯诺克组织等。这一部分基本上代表了英国的文化和体育领域，也就是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CMS）所涵盖的范围。

同时，还有另一组大约十五家英国大型企业参与，比如汇丰银行的董事长、Octopus能源的负责人、以及许多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还有布朗普顿自行车（Brompton Bicycle）的负责人，和他同行也非常愉快。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是很美妙的事。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利益点和目标，这次行程也确实为哈雷带来了一些具体成果，比如确认了明年的中国巡演，以及与北京国家大剧院建立了更牢固的关系。

但整体而言，我们都是在支持首相。他的行程非常紧凑，被迅速带往一场又一场极其重要的高层会晤。而我个人很重要的一点体验，就是近距离看到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让我特别感到振奋的是，文化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是被放在“核心位置”的。首相非常清楚文化的力量：不仅是“软实力”，也是经济上的力量和共鸣。

LC：这次经历，会不会影响你回到曼彻斯特之后的策略？

DB：我觉得影响是多层面的。首先，更深入地理解了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运作方式。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中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也更理解了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向上动力和求知欲。很多人渴望学习、渴望提升自己。我看到西方古典音乐在学校里的教学情况，也非常清楚。去年十一月巡演时，我就注意到，观众的年龄层和社会背景非常多元。这正好印证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中产阶级成长和求知欲的体现。

在曼彻斯特，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当地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华人社区，他们会来看哈雷的演出、支持我们。虽然我们现在的首席指挥黄佳俊（Kahchun Wong）是新加坡人，但他在中国非常有名。这一切都让人振奋。哈雷不仅作为一个乐团，也作为大曼彻斯特地区的文化大使，正在与中国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当然，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不仅是在输出“西方古典音乐”，也在学习中国文化。我这次在上海博物馆的交流中，就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理解中国文化，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一起去拥抱这些文化。

中国的乐器、演奏传统，都令人惊叹。我们最近在曼彻斯特演出的一部作品，就与来自新加坡的华乐演奏家合作。你是知道那场演出的。那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真正“打开眼界”的经历。

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同时发生的双向学习过程。具体来说，比如我们计划明年五月去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那将是一场非常重要的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有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厅之一。而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让这类演出变得更“有意义”。不仅仅是来演两场音乐会，而是更深入地展开合作。比如我现在就在讨论，是否可以在北京建立一个“哈雷驻地项目”。未来也许在成都和武汉也能实现，尽管目前还在早期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演出，还会进行技能分享：音乐家培训、走进学校、养老院、医院，并与当地音乐家共同工作。我也见到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负责人，他非常有兴趣探索这些合作模式。这对我们和乐团成员来说，都意味着更深层次的价值。

巡演当然看起来很光鲜：欧洲也好，世界各地也好，满座、掌声、谢幕……但真正让乐团感到兴奋的，是这种有根基、有交流、有长期关系的合作。我希望，当我们在2028或2029年再次回到中国时，当地社区已经真正认识哈雷，与我们建立了有意义的关系。

我们也在讨论反向交流：行政人员、音乐家来到曼彻斯特，与我们分享经验，进入皇家北方音乐学院（Royal Northern College of Music）、切塔姆音乐学校（Chetham's School of Music）等机构。这两所学校里都有很多中国学生。我们乐团里甚至有一位出生在北京的低音提琴演奏家。整个乐团共有十四种不同国籍。这些都是在“扎根”的过程。

LC：从英国国内资金的角度来看，这次行程之后，是否意味着哈雷未来会获得更多政府资助？

DB：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当然希望如此。我们目前的资金主要来自曼彻斯特市议会、本地层面的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机构，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英国艺术委员会。并不是说一下子就会有更多的钱直接进账，但我认为，哈雷以这种方式与政府合作，本身是非常受欢迎、被积极看待的。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会增强我们争取更多支持的理由。

当然，这并不容易。英国的艺术领域目前面临着真正的挑战。过去十到十五年里，政府的文化经费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压力。

在我担任哈雷CEO的这五年里，我们一直努力参与国家层面的文化与贸易交流，未来也会继续参与类似的国际访问项目，同时也与我们的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保持紧密合作。他非常理解文化的重要性，就像我认为我们的首相同样理解文化的力量一样。此外，还有一些更“软性”的、间接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正在与曼彻斯特本地的一些企业进行交流，这些企业在中国都有业务布局。一些赞助商，比如西门子（Siemens），以及最近加入的OCU Group，这些公司在中国也都有利益关联。所以这次访问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包括企业赞助和个人捐助。哈雷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哈雷大家庭”，很多个人支持者因为热爱我们在做的事情而购票、捐赠。个人支持是我们资金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哈雷在安科茨的驻地之一St Peter's Photo By Valienne - Own work, CC BY 4.0

LC：你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你注意到当地的华人社区也开始更多地走进音乐厅。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吗？

DB：是的，我认为是的。我想这样说：当我们服务于曼彻斯特这座城市时，我们希望能够代表、服务这里所有不同的社区，不仅仅是华人社区，而是所有多元的社群。我们非常真诚地拥抱这些社区，我也希望这种多样性能够在哈雷中体现出来。我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这种反映，当然这是一个更长期的目标。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哈雷现在有十四个不同国籍的音乐家，这正是我们希望在本地所呈现的样貌。

在舞台上，我们已经开始更有意识地这样做。比如我们曾演出过一部将中国乐器纳入交响乐编制的作品；也演出过由美裔柬埔寨作曲家洪靖年创作的作品。总体来说，我们近几年的曲目安排变得更加多元：我完全是正面地说这件事。这并不是在否定五年前甚至更早之前的节目策划，而是我们现在更加明确地意识到，通过节目编排，可以更好地与不同社区建立联系。例如，我们做过游戏音乐音乐会。有很多观众第一次走进音乐厅，就是因为这些音乐。他们从未听过交响音乐，但因为熟悉的游戏音乐而来。顺便一提，很多大型游戏本身也来自中国。中国的游戏市场非常庞大。

在舞台之外，我们拥有英国规模最大的教育与社区项目部门之一，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在进行。今天我们就与安科茨（Ancoats）社区合唱团合作。这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群，成员不仅来自安科茨，而是来自整个曼彻斯特地区。这样的项目是我们真正拥抱多元社区的重要方式。

LC：我自己这些年也看到安科茨社区的变化，虽然我并非一直住在曼彻斯特，但我能明显感受到。

DB：你很快会来曼彻斯特，Lucy，对吗？是为了指挥比赛？

LC：对，今年3月底的哈雷指挥比赛。

DB：太好了。我也很期待到时再和你深入聊。

LC：我去过第一届，好像是疫情前那一届。

DB：是的。西门子—哈雷指挥比赛如今已经是一个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你当年去的那一届，获得第一名的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指挥家迪莉安娜·拉扎罗娃（Delyana Lazarova）。那正好是我刚上任不久的时候。疫情期间，我和她有很多密切合作。她在那段时间表现得非常出色，无论是与年轻音乐家的工作，还是与乐团的合作。现在，她已经“离巢”了，在哈雷待了三年后，刚刚被任命为BBC苏格兰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席指挥。看到她的职业轨迹，真的非常令人高兴。我们成功地支持了一位新生代指挥的成长。

这届比赛里也有一位中国指挥。这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这种联系，正是通过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慢慢建立起来的。

哈雷在安科茨的驻地之一St Michael's Photo By Valienne - Own work, CC BY 4.0

LC：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暂时脱下“哈雷CEO”这顶帽子，单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次中国之行，有没有什么特别打动你、让你印象最深的事情？

DB：有很多细节。

但如果要说最打动我的，是我从内部看到的那种“目的感”。这次行程很有意思。回国后，英国媒体、BBC、全国性报纸都有不少报道，整体还算比较正面。但我们在现场的感受是：整个代表团就像一个齐心行动的家庭。贸易代表团、唐宁街团队，还有差不多四十名随行记者。所有人都在一起。

但最让我震撼的是，从首相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严肃性、专注度和积极性。他对这次访问的目标非常清晰。这不是一场作秀，而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具有战略意义、也带有情感投入的访问。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种氛围包裹其中。

能够在幕后看到首相与像我这样的乐团负责人交流，向我们解释他对于中英关系的愿景，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我还记得，在东京转机回英国时，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但首相仍然在飞机上走过来，几乎和每一个人交谈，感谢大家的参与，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这次访问为何如此重要。那种被重视、被肯定的感觉，非常深刻。当然，我也可以讲很多具体的小细节，但如果要概括，那种“清晰的目的感”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谈判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专业性与严肃性。

我很期待看到这次访问之后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这并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为了几个漂亮的头条新闻——哪怕有些标题写得有点夸张。这更像是一个长期进程的开始，一种“新的黄金时代”的尝试。大家都明白，这种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也不可能只用一两年完成。这是一项长期战略。所以，能够看到这种投入和决心，我真的感到非常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