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ede主唱的“小镇青年”心气

本周，英国摇滚乐队Suede（山羊皮）为期近一个月的伦敦南岸中心驻留项目“Suede Takeover”在继续：9月17日带来“Suede: Off Mic”，9月19日则携手Paraorchestra及乐团指挥查尔斯·黑兹尔伍德（Charles Hazlewood），首次呈现完整交响编制的演出。明年1月至2月，Suede将开启英国巡演。

几年前，我与主唱布莱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有过一次单独交谈。2018年，安德森出版了第一本回忆录《漆黑清晨》（Coal Black Mornings）；那年夏季，他受邀作为嘉宾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Book Festival），我提前约了他，在爱丁堡相见。

从他写的歌词到这部回忆录，再到与他面对面交谈，安德森给人的愤世嫉俗感相当统一。他自小跟一家人住在苏塞克斯郡乡郊的小镇廉租屋，他们却一直与社群格格不入：父亲沉迷李斯特，每逢作曲家诞辰日就会把国旗挂上房顶；母亲会在花园里晒天体日光浴，“邻居们都把我们家称为‘厨房里放钢琴的那帮怪人’”。

安德森后来又出了第二本回忆录。我记得当时完整看完第一本的感觉是：完全没想到他能写得那么好。他自述“工人阶级出身，却从小被灌输中产阶级审美价值观，但因为贫穷，教育没法跟上”，这解释了小镇青年身上永远不会磨灭的边缘感。正如他自嘲熬出头之后的“山羊皮”乐队，“外表看，人人都以为我们是高冷的伦敦精英；其实骨子里是永远融不入圈子的局外人。”

安德森的回忆录中有两处关于“贫寒”的细节写作，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一是写安德森小时候家境贫寒，因此申请了学校的免费午餐。但学校安排“特殊生”在饭堂里单独排一队领餐，安德森还记得当时被“展览”、被讪笑的耻辱感，他联想到了狄更斯《雾都孤儿》。

另外一次是圣诞节前夕，一家人上伦敦买礼物准备过节。车子开到伦敦富人区“骑士桥”时忽然坏了，一家人不得不下去推车。这个场景恰好就发生在高档商店哈罗德门外。一家人在挥汗推车，上流阶层打扮的人们在左右冷漠穿梭。安德森下笔犹如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附身。

他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歌词一样注重细节。这位“流鼻涕的忧郁小孩”被“沙拉酱、奶茶、廉价肉喂大”，十多岁开始写日记；读《1984》时最大的感悟是“凡是艺术都与爱情有关”；中学假期帮人洗厕所赚钱买唱片；初建乐队在超市门口卖唱，被顾客付钱叫停；大学期间在曼彻斯特一家夜店当DJ，不肯放雷鬼音乐，被尾随者按到垃圾桶里踢打；考入伦敦大学后随身带纸笔，记录地铁里路人的对话；为了能经常“浸在”大学时期女神贾斯婷的光芒里，他将专业从城市规划转到建筑系……这些经历在他的歌词中都有注脚。他在书中总结创作态度，认为艺术就是记录、诠释并转化个人经历，“音乐就应该刺破并超越现实”。

安德森借鉴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手法，让主人公在戏中不时转向观众，吐露心声、陈述教训。例如写到失恋消沉时，他会别过头总结：“我是一个依赖情感共存的人，生命里有了另一半才感觉完整。”

图书节上的安德森已是中年素食者，平时热爱骑车与冥想，与三十年前Suede商业巅峰时期的“妖娆”形象判若两人。他一身黑西装、黑衬衫，经历了乐队十多年前的突然解散、单飞及重组，这次以作家身份亮相，时间恰好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与那首Suede的代表“金曲”同名。观众席上响起尖叫与喝彩，不远处爱丁堡城堡上空的艺术节焰火刷过夜幕。

那天下午，我到了这家名叫“老虎与蔷薇”的酒店，请前台给安德森的房间打电话。几分钟后，好像在哪里出现都穿着同款黑衬衫的中年人端着一杯热茶，向我伸出一只手：“你好啊，我是布莱特。”他脸上或许由于六小时的火车旅途、或许因为戒备心而僵直着的线条，要到我们坐下交谈了15分钟以后，才舒展开来。

熬出头了，也还是局外人

LC=张璐诗

BA=Brett Anderson

LC：你是坐火车来的？

BA：是的，我坐的火车，其实挺挤的。

LC：我今早在火车上读完了你的书。首先我想知道，这本书是怎么开始的？一开始是写给你儿子的吗？还是……

BA：嗯，是的，一开始是这么起头的。我觉得，当人成为父亲之后，会更频繁地回想自己的童年。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喂他吃糊，有一点掉出他嘴边了，我立即拿勺子去接。就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能感觉到勺子在我嘴边的触感，跟我小时候母亲喂我的情景一模一样。书的前半部分，我写了很多我与父亲之间的故事，然后引申到我与我儿子的关系。所以最后它就发展成了关于“父亲身份”的故事吧：如果要说有主题的话，那大概就是它的主题。

“我不想装成多才多艺的样子”

LC：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写这样一本回忆录的？

BA：我也说不准，大概不算很久吧。其实我很早前写过一些东西，但后来搁下了，犹豫了很久。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大多数的摇滚传记，那些书通常都挺糟糕的，多半只是写给歌迷看的，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我不想写成那样……因为想来想去，我几乎想不到哪一本能真正超越歌迷兴趣本身，还能算得上是一本“好书”的传记，这种例子非常少。

而我想尝试写一本真正可读的书，不落入摇滚传记里常见的那些老套。听起来或许有点野心勃勃，但我确实不想写成那种陈词滥调。所以最后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书写到某个节点就停下——停在乐队成名之前。这样才能避开那些窠臼。这书就是为我自己写的，出版商要是不喜欢，那就拉倒。

安德森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签售 摄影：张璐诗

LC：那我挺想知道，你儿子对这本书是什么反应？

BA：哦，他没读。

LC：他没读？

BA：是的，他说不，他的阅读水平还停留在六岁小孩的程度。也许二十年后他才会看这本书吧，谁知道呢？我也不会逼他，除非他自己想读。这本书就放在那里，等着他。也许要等到我死后，他才会翻开。我已经想到那么远了。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整天催他：“快看我的书！”那样不行。就让它安静地待在书架上吧。或许三十年后某一天，他想看了，那很好。如果他永远不想看，也没关系。这本书是留给他的，是一份记录。“写这本书，就是要让我儿子知道他（有我这样一位父亲）是多么幸运，而不像我……”（咬牙切齿说完这句话，安德森嘴角、眼角的笑纹舒展开来。）

LC：你会给他读书吗？

BA：当然会。不过我也会试着读一些儿童书以外的东西。我有时会给他读诗，比如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作品。不过说实话，他更喜欢我给他读《哈利·波特》。

LC：你刚刚提到过，想刻意避免写成那种老套的“成名故事”。那你是一开始就打算写一些关于失落和失败的回忆吗？还是这些内容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冒出来的？

BA：你是问我一开始就决定主题了吗？嗯，可以算是吧。不过前言肯定不是我最先写的部分。通常要先把书写出来，再去反思它究竟讲的是什么，然后才能说清楚主题。因为这种东西经常会变。我喜欢一句话：“故事就在讲述的方式里”。有时候正是讲述的方式让内容发生变化，慢慢生长。那本书最终并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就像我做的每一张唱片，从来没有一张完全符合最初的设想。你有一个起点，然后它自己发展、演变，这本身就是美感所在。所以，不，我一开始并没有完全定好。但我清楚我想写父亲，写父亲的身份，写我和我爸的关系。我知道想写得诚实，也知道不想写成传统的摇滚传记。因此我确实给自己设定了一些基本界限。

LC：有想过写小说吗？

BA：有的，想过，去年还写过一些，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LC：打算出版吗？

BA：谁知道呢。我写这本书更多是为自己。老实说，我写它只是为了熬过冬天——英国的冬天太难熬了。有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想：“天啊，我该干什么？”于是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或者说是短篇长一点的那种。我挺喜欢它。也许以后有人会读到，也许有人会喜欢，但我并不打算急着把自己转型成小说家，那有点夸张。

我不想成为那种人，样样都有涉猎，却没有一样深入，也不想装成“多才多艺”的样子。我觉得重要的是选好你的武器，决定自己要做的事，然后把一件事做到最好。我的本职是词曲作者。写书，其实也是从我的创作经验、从那个过程中延伸出来的。

LC：现在你还住在伦敦吗？

BA：我一半时间在伦敦，一半在乡下。两个地方都有房子。

LC：你在书里提到，在诺丁山住了很久。

BA：是的，我在诺丁山一直有房子，差不多三十年了。最初搬过去的时候，我楼上住的就是那时候还没成名的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现在在伦敦别的地方我也有房子。

LC：你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伦敦很怀念吧？

BA：是的，当一个时期成为一个人的童年时，就会触发怀旧，他们才能用更成熟的方式回过头去看。

LC：那时候和现在的伦敦应该很不一样。

BA：伦敦现在完全是另一座城市。我觉得欧洲大多数城市变化都很大。比如柏林，我们第一次去时，那地方非常陌生。我是素食的，我记得当时在德国几乎找不到素食餐厅。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都有，每个人的英语都讲得流利。

伦敦也是这样，变化非常大。1988年左右我搬去诺丁山时，那地方很破，到处都是慈善二手商店，很多废弃的房子。你知道吗，诺丁山在七十年代其实是贫民窟，上网搜一下，你会看到非常惊人的照片。那些现在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房子，当时几乎都快塌了，到处是波纹铁皮板。

当然有些变化是好的，有些就不太好。我怀念旧的诺丁山，那时住那儿的人群完全不同，艺术社区更多。现在基本都是对冲基金经理、银行家或者其他的有钱人。这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性质，如今诺丁山更像骑士桥（伦敦富人区）。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那时候这里的文化多样性更丰富，也更有文化活力。

“能做出有趣音乐的人，快活不下去了”

LC：你在书里将乐队进入主流视野的渴望形容为“进入糖果店”。在乐队成功的节点，媒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山羊皮最初凭借音乐杂志NME上一篇乐评获得突破）。但在书里也能看到你对于一些山羊皮媒体报道的澄清。你怎么看乐队与媒体的关系？

BA：我们与媒体的关系挺有意思的。我们曾经被冷落了多年，一来是因为我们水平确实不高，二来也是因为在“盯鞋”（shoegazing）风格占主流的时代，一心去探索属于”山羊皮“自己的风格。后来我们慢慢进步，写出了一些好歌，媒体就开始兴奋了。但媒体是不可轻信的，它既不好也不坏，仅仅是一个存在，是一种工具，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只是一种作用力。

音乐媒体也是这样。当然它也让人很恼火。每次发新专辑依然是很艰难的事，总会带点尴尬，好像在接受某种“善意的羞辱”。一直都是这样的。不过就是这样，我对媒体没什么好抱怨的。乐队要在音乐媒体上得到好评不容易。山羊皮过早地获得了过高的媒体曝光率，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很不健康，但发生的时候，你没办法拒绝，只能顺势而为。

LC：从C86（1986年NME杂志出版的磁带而引领的英国独立音乐标志性运动）、你经历的乐坛发展到现在，你对未来音乐创作与乐坛趋势有什么看法？

BA：我愿意保持乐观，总会有令人兴奋的新东西出现。只是说实话，我自己越来越难找到它们。

音乐产业今天碰到了一些麻烦。最明显的问题是，那些做边缘、实验性音乐的乐队，现在根本负担不起创作。这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大概从十五年前开始，随着互联网、流媒体的普及，以及盗版等问题，音乐产业的收入就越来越少了。

对于那些站在生态链顶端的流行音乐人，他们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威胁，照样赚得盆满钵满。但那些处于边缘、能做出有趣音乐的人，却快活不下去了。音乐产业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假设有肉食动物、草食动物和植物；如果把植物都割掉，草食动物慢慢会死光，肉食动物也很快没有食物可吃。到那时候，像《X Factor》这样的电视歌唱比赛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赢家，音乐产业最终可能会变成广告业。这是我最害怕的。

回到你提到的C86，或者更早的独立音乐运动。当然，那并不是独立音乐的真正起点。真正的开端，要追溯到1979年巴斯科克斯（Buzzcocks）的单曲《Spiral Scratch》。那才算是起点。现在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了。当时的音乐是地下的。后来到了90年代，独立音乐达到顶峰，变得商业化。而现在，它又被迫回到地下。这可能很有趣，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听到，但偶尔会有一些新乐队冒出来，而且我相信，总会有人继续做下去。

“带着中产价值观的工人阶级”

LC：你在书里写到，自己最初写歌是为了“赋予贫穷的生活一点意义”；现在你也不再是“受折磨的艺术家”，写歌的动力是什么？

BA：我想，假设所有艺术都必须在痛苦或混乱中诞生，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其实有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在混乱状态中完成的。如果你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你必须在你所处的任何生活状态中找到可以写的东西。我现在50岁了，已婚、有孩子，日子过得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声音。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正在发现一些新的、细微的生活角落去书写，这让我非常兴奋。当然，有些人会在某个时刻耗尽灵感，因为他们对生活麻木了。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家，在五十岁的时候，依然能写出和25岁一样有趣的音乐。

写歌的驱动力，就是永远去追寻下一个更好的作品。当然，我也有一些个人的动力。我希望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这是个人层面的事。即便没有孩子，我也会继续写歌。但因为有了孩子，这成了我额外的动力。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们看到老爹整天待家里无所事事只会玩任天堂。我希望为他们竖立起一个榜样：工作并不只是谋生工具，还是寻找人生意义的途径。

LC：即使是在乐队进入了“糖果店“以后，你在人前人后表现出来的边缘感一直都在。比如受邀参加颁奖典礼，却故意出洋相。一边渴望成功，一边是错位感，你怎么处理这对矛盾？

BA：保持不被接纳的边缘感很重要。我看到有些乐队是颁奖礼常客，经常走红地毯，我就想：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声音呢？我感觉山羊皮乐队永远都得去证明自己，不像一些乐队，无论发布了什么，媒体都会写“天啊，真了不起！”即使实际上那张专辑并不怎么样。而我们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媒体对我们总是很客观，因此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局外人，从来没被真正接纳过，25年后依然如此。但我认为这其实挺好。艺术界需要一些不被完全接纳的人。

也有可能是我在给自己编织一种“边缘者的神话”。但我挺喜欢这种感觉。

LC：你从小就不合群，青春期的疏离感也很明显，也不屑于跟男孩们斗酒。

BA：回想起来，那就是我家里的影响了。我们家很穷，住的是公家廉租房，父母亲却给我们灌输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是“带着中产价值观的工人阶级”。我父亲希望我长大能成为音乐会钢琴家，但我们没有钱去实现。你懂吗？

LC：看来你身上的傲气就是这么来的了。

BA：对啊。我就是有一种骄傲，但不论走到哪里都格格不入。我挺喜欢这种不合群的感觉。

LC：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吗？

BA：是的。跟家人在一起当然很融洽。但跟乐坛同行就从来不会刻意去融入。有时会碰上几个同行，寒暄两句以后，也就各走各路。我很不喜欢去商业性质的乐坛派对，我也十分讨厌参加颁奖典礼，这种场合令我（做出嗤之以鼻的动作和声音）。我也不会“混圈子”，根本不懂怎么去做，也不喜欢。

LC：有个无关的问题，但我很好奇：你有没有见过Morrissey？因为你在书里提到“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对你的影响很大。

BA：见过。我见过他一次。我见过他，就一次吧。事实上，是在一次“水星奖“颁奖礼上，（大笑起来）我这辈子就上过三次水星奖，见到他就是其中一次。就很普通，我和他握了个手，打了个招呼，聊了几句。

LC：感觉像是见到了“偶像”吗？

BA：也就那样吧。问题是，我见的是哪一个Morrissey呢？每个在公众面前的人都是戴着“人设”这一面具的，人家不请你到家里喝茶闲聊，你都无法见到那人的真实模样。即使到了人家里喝茶，那人也还是在扮演着一种角色的。每次下楼到街上买点喝的，都会自然戴上面具。也不是说就是伪装，但这就是人与人互动的程式。

我跟他握过手，打过招呼。我们算是见过面吗？我不知道。

半空的塑料袋，人行道上的狗粪

LC：你在书里不断回忆，同时也在做自我反思和批判，有点像自我心理分析。你对心理学感兴趣吗？

BA：我对自己很感兴趣（笑）。自我批判很重要。很多人在读这本书时都挺惊讶的：我经常毫不留情地揭自己的短。我并不需要“装”，这是我的写作要点：老实说话，不像一些摇滚乐手，总喜欢给自己贴金。

我对人生、对自己反思了很多。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以往不了解的自己。我建议每个人想加深对自我的了解，就去写回忆录吧！还能省下不少看心理分析师的钱。心理分析师做的，其实也只是坐在你对面，把你对自己的提问投射回来而已。写书的作用也是一样，你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面镜子。

LC：你刚才提到可能会回去翻看一些日记？

BA：会翻，但其实日记里大多是胡写的，很多内容特别无聊，比如足球比赛之类。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们实在太无聊了（笑）。

LC：那这些日记里没有帮你回忆的线索吗？

BA：没有，其实没有。我更多是和我姐姐聊，因为她对我们童年的记忆更清晰，她比我大嘛。和她的谈话对我很重要。实际上，她是书里唯一被写到的人。但在书出版前，我把内容给她看过。我特意决定，所有被我写到的人，第一次读到这些内容都是在他们拿到书的时候。我没有提前寄给他们，也没问“这样写行不行”。唯一例外是我姐姐，因为我要核实一些家庭细节。

不过我觉得写作就是这样。当你开始写关于过去的事时，人们会问“你怎么记得这些？”其实一旦开始写，你的大脑就会一点点解开那些记忆，很多细节就会涌出来。这真的很神奇，也挺感人的。我一直喜欢写细节。书里也提到过，我把这种习惯和写歌联系在一起。很多人认为最能引起共鸣的，是爱情啊、自尊啊这些“永恒的主题”。我偏不这么做。我的歌词里写的，是飘在半空的蓝色塑料袋、风中飞散的杂物、人行道上的狗粪之类的。对我来说，从细节入手才更真实。

“除了远远避开，无能为力”

LC：“Britpop”这个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九十年代初，Suede被视为定义Britpop的先锋乐队。在中国，如今也有乐队自称玩Britpop。）

Brett：哈哈，这很有趣。我觉得有点像“雷鬼”，原本是牙买加的音乐，现在伦敦的白人小孩也会玩。Britpop如今也成了全球各地都被模仿的音乐类型。在英国，自称Britpop乐队会显得奇怪。我记得好像是斯图尔特·麦克康尼（Stuart Maconie，当年的NME写手，如今常年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最早提出这个说法。当年的音乐记者很喜欢为乐坛造势，这在80年代尤其明显。我想，这大概是因为1976年诞生的朋克浪潮——那是英国很长时间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文化运动。之后，记者们急于创造下一次“浪潮”。但今天看来，他们都放弃了，音乐媒体也在式微，这又是另一个令人惆怅的话题。如今没有人去为新音乐造势，回头看，倒也令人怀念。但所谓“英伦流行”不过如此，它只是把一堆乐队捆绑在一起而已。

Suede主唱Brett Anderson在伦敦南岸中心 © Paul Khera

LC：你在书里提到乐队“在东伦敦那些破旧的排练房里培育出来”，后来被“背叛”，写得有点隐晦。其实你指的是什么呢？

BA：我说的是，最初山羊皮的创作，是从底层青年、写实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记录一个有点破败的英国，一些现实的景象。可后来出现的几支占据了Britpop媒体高地的乐队，却是把角度彻底换过来了，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歌颂英国。我十分讨厌这种光鲜与赞美，这样的肤浅创作挺难看的，态度也过于爱国主义。我们用英格兰的英文口音去唱的歌，从来不是为了去“庆祝”与“赞美”这个国家，而是要去“记录”与“写实”。

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我一直与这几支乐队保持距离。我知道Britpop会永远和这些乐队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我除了远远避开，无能为力。

LC：你觉得自己愤世嫉俗吗？

BA：当然啦，我50岁了，这就是50岁男人的状态。

LC：年轻时呢？

BA：年轻时可能没那么愤世嫉俗吧，现在是又愤世嫉俗，又不那么愤世嫉俗，说不清楚。

LC：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你在书里描写你与贾斯婷（安德森自称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两段爱情之一）的相识相恋很动人。书里最后提到她，是你们分手后她还在乐队里留了一段时间，最终不欢而散，她夺门而出。你们现在做回朋友了吗？

BA：做回朋友了啊，当然。那是近30年前的事了。人生太短暂，曾经对你意义特别的人，永远都会是特别的。我们现在依然是很亲近的朋友，她住美国，我们虽然不经常见，每次见面感觉总是很好。

父亲与李斯特

LC：写完这本书，你觉得算是为过去的某个阶段画上句号了吗？

BA：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关于贾斯婷的部分。我觉得自己写得不错，让她的形象很有分量。不过我最自豪的，其实是对家人的描写——我的父母、我的成长环境。为了让故事有趣，我可能把他们有点“人设化”了。你懂的，写作不仅要真实，还得讲得动人。于是你会选择一些有趣的片段，而这些片段往往显得有点“漫画化”，有点夸张。但我觉得我让他们的记忆继续活着，这让我挺自豪的。

LC：说到你父亲，我记得你写过青春期时，你俩因为古典音乐和摇滚音乐吵得不可开交。但他对你的影响应该还是有的。比如你们早期专辑《Dog Man Star》的华丽，我看书里说你父亲沉迷李斯特，我就觉得“难怪！”

BA：现在完全不同了。年轻时，父子之间总会有点类似“俄狄浦斯式”的较劲，而我们的作战工具恰好是音乐。他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偏偏去听最对立的东西——朋克。这也算是我确立自我身份的一部分。

古典音乐里有些作品很美，有些则显得浮夸、烦人，就像任何音乐类型一样，各有好坏。我父亲性格很强，虽然物质上不算成功，但很有趣，对我影响很深。

LC：比如？

BA：比如他喜欢李斯特。我自己觉得在《Dog Man Star》里能听到那种影子。当然不是在配器层面，而是在戏剧性和旋律上。歌曲里的递进、高潮，那种歌剧式张力。我想这就是我写歌的方式，而我之所以这么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时候听瓦格纳之类的音乐，那种强烈、阴郁的力量。

LC：是啊，这么说很有道理。

BA：是的，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很顺理成章。

LC：我想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你们的B面合集《科幻摇篮曲》（Sci-Fi Lullabies）。

BA：哦，好，谢谢。这是你最喜欢的一张？我自己也很喜欢那张合辑，对那些作品也很自豪。谢谢你。抱歉，我得去吃饭了，但真的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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