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帕诺与“5%的怨气”
- Lucy Cheung

- Au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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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不列颠正值盛夏,对于英格兰、苏格兰人来说都是传统的度假时季,各大乐团的常规乐季也通常处于留白期。唯一的例外,是伦敦的逍遥音乐节(BBC Proms)和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简称EIF),倘若投身其中,每天都能像过节。
伦敦交响乐团(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简称LSO)与许多抢手的乐团一样,即便乐季停摆,音乐会仍然不断。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Antonio Pappano)率领乐团先是北上苏格兰,连续几天参演EIF,节目包括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年而选演的《第十交响曲》。同一部作品,下月初,西蒙·拉特将执棒欧洲首个以少数族裔为主要成员的Chineke!乐团登台逍遥音乐节。执棒之余,帕帕诺还在8月13日的EIF上弹奏钢琴,与男高音歌唱家伊恩·博斯特里奇(Ian Bostridge)合作了一场英国作曲家作品专场。
在昨晚(8月19日)的逍遥音乐节舞台上,帕帕诺率LSO先演奏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没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交响幻想曲,下半场则携乐团与合唱团及几位歌唱家,将16日在爱丁堡演出过普契尼的单幕歌剧《修女安杰丽卡》(Suor Angelica)搬上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并配上英文字幕。一小时的歌剧情节围绕修女安杰丽卡展开,她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孤寂与信仰之间经历心灵考验。作品篇幅虽短,也显示出了普契尼特有的戏剧张力。
去年在LSO驻地伦敦巴比肯中心内,我曾约见帕帕诺。走进偌大的会客厅,我落座在这位成长于英格兰的意大利后裔指挥家对面。立式台灯旁,帕帕诺陷坐于沙发上,当时他上任LSO总监不久,刚完成一次身份的切换。他说,卸下22年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的重担后,少了视觉部分的责任,可以把精力完全放在音乐本身,也能多花些时间陪伴太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吃喝、看电视。

即时Riff 对话 安东尼奥·帕帕诺
LC=张璐诗
AP=安东尼奥·帕帕诺
LC:你还记得第一首打动你的音乐吗?
AP:我父亲是歌手,也是声乐指导,他收藏了很多著名男高音的黑胶唱片,比如卡鲁索这些。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他在莱翁卡瓦洛《丑角》(Pagliacci)里唱卡尼奥。最后卡尼奥杀掉女高音的那一幕,我整个人都震住了。音乐和戏剧的力量在那一刻合到了一起,我想我对它们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LC:你结束了在考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22年的任期,不久前上任LSO的首席指挥一职,这两份工作给你的感觉差别大吗?
AP:乐团的心态总有些不同。交响乐团总是处在台前,而歌剧院的乐团,有时会有少许怨气,大概有5%,就像被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但歌剧院的乐团接受的是另一套训练,他们必须敏锐地捕捉舞台上的一切变化,从剧情到环境温度。正是这种经验,我希望能带给LSO。我希望乐团能灵活应对各种情况,例如台上有独唱歌手时,除了擅长营造温暖的管弦乐色彩外,还能巧妙配合叙事。
与技术一流的演奏者合作,本身相对容易。但要让作品真正出彩,即便面对顶尖乐团,你仍然需要再迈出一步。第一次排练时,他们几乎已经达到了预期水平,这时候你就要问自己:还能为乐团带来什么?这其实也是乐团对指挥的要求。我们所从事的是演艺行业,观众买票来看表演,我们就必须提供值得的体验。这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
LC:从1996年你第一次执棒LSO,到如今上任首席指挥,你觉得乐团有哪些变化?
AP:将近30年的时间里,乐团成员慢慢在变,但实际上有很多音乐家已经在团里工作了30年。LSO是一个自我管理的乐团,这意味着每位音乐家都像在“个体经营”,同时大多数乐手也是乐团的董事会成员。我们的运作方式有点像合作社,大家一起运营、共同管理乐团。
在伦敦维持一个艺术机构并不容易。近年来几个缺乏远见的政府班子上台后,艺术逐渐被忽视。这其实挺难想象的,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伦敦的文化历史遗产有多么丰富。再加上伦敦本地已有好几个交响乐团,我们策划的节目往往只能演出一两次,所以必须多走出去。巡演的过程中,自然会与世界各地的名团形成竞争,这也是确保我们水准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的方式。
LC:你早年跟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学习时,他是怎么指导你重复排演的?比如英国观众很喜爱的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作曲家本人1926年还曾排练过LSO演出。你排练这部作品时,一般会怎么开始?
AP:其实这部作品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常演,它需要一个庞大的乐团,最后一个乐章还要女声合唱队。我认为没必要把原作当成是至高无上的,而是要允许演奏家深入探索,找出其中的挑战。你必须尊重乐团和作品之间的历史,但这种尊重并不是由着乐手们随心所欲地演绎。作为指挥,你需要为作品带来一些秩序,也要激发乐团的集体激情。现在乐团里有不少年轻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乐手,他们未必都对作品很熟悉,这时候指挥就要尽可能激发他们的灵感。如果一上来就表现得“还不是这么回事”,那就完了。
《行星组曲》里有不少慢速乐段,需要营造特定的氛围,音乐本身也带有很强的画面感。我在指挥过程中发现,LSO的乐手们对指挥的面部表情特别敏感,他们会即时回应你想表达的情绪。另一层挑战是在巡演中,根据不同音乐厅的特性安排合唱队的位置,让人声听起来更有神秘感。
我的歌剧背景对这种训练方式有帮助。我与乐团合作、交流、训练的方式应该算是比较新颖的,不像那种“一周在这里,一周在那里”的模式。这种方式也不断激励我自己保持最佳状态,甚至超越自我。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其实我们的排练氛围非常轻松,就像一家人一样,可以坦诚地交流。

LC:在皇家歌剧院的告别演出上,国王查尔斯三世也出现了,你还指挥了2023年的加冕典礼,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AP:我过去曾多次随皇家歌剧院在白金汉宫演出,包括查尔斯王子70岁生日的庆典演出,骑士勋章也是他亲自颁授给我的。后来,查尔斯三世邀请我在他的加冕礼上担任指挥,当时LSO正在澳大利亚巡演。最终参与加冕礼的乐团由来自不同乐团的40位乐手组成,这些乐团都曾得到查尔斯王子的资助。
加冕礼同时向全球直播,演出难度很高。我们的位置就在管风琴那儿,还得和下方另一位指挥带的合唱队保持同步,难度很大。但那是全世界都在看的演出,我很希望它能让人们看到英国艺术家的存在。在一个艺术的功能不断被质疑的时代,这其实挺重要的。
LC:英国新一届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有音乐背景,你觉得这会带来什么不同吗?
AP:他从小学过音乐,他知道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是培养演奏家,更是能给人带来自信和创造力。这些都会伴随一生。我希望音乐能重新进入学校课程,而作为LSO的首席指挥,我也会更积极地在这方面发声。

LC:作为意大利移民的后代,为人处事时,你觉得自己的意大利性格明显吗?
AP:意大利人的餐桌总是吵吵嚷嚷,充满戏剧性,这就是我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也在英国长大,在美国度过青春,还会说德语、法语和一点西班牙语。不同的文化塑造了我,让我能更灵活地面对不同风格的音乐。
LC:那你身上的“英国性”呢?
AP:有啊。在罗马,我跟圣切契利亚交响乐团合作了18个乐季,就常常意识到这一点。意大利人的松散大家都知道,但我要求乐团保持专业和自律。这可能就是我身上的“英国性”,为了乐团长远发展,我得和意大利式的随性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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