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流量是对智商的侮辱：与王健在广州聊天

4月10日，大提琴家王健将于2026年上海左岸音乐节开幕之夜，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带来“王健大提琴重奏团”专场演出。去年底，王健在广州星海音乐厅登台，当时我刚好也在家乡，于是约大提琴家在沙面一见。那几天他的排练日程很紧，王健还是把早饭后到排练前的一小时空了出来。多年未见，交谈中的亲切感丝毫不减。我们的话题从他第21次到广州登台开始，谈到近年来他生活重心的变化，再到他对音乐事业、当下世界、互联网环境与人性状态的观感和思考。

从本人第一份工作、即日报文化记者生涯开始，我就常由兴趣驱使去报道和采访王健，那时他常驻欧洲，但我在京也听过几次大提琴家的现场演奏，他专注、向内深入的琴音，在我耳中辨识度极高，数次在报社的选题会上，我都秉着初生牛犊的劲儿，向文娱部门的同事们推荐。结果是，很多年后，当时并不爱古典乐的同事，来对我说，她真去听王健了，也很喜欢。

前几年知道王健搬回家乡上海了。我细想了一下，上一次与他的联络已是十年前，那时他在布鲁塞尔参加“勃拉姆斯节”，演了两场。王健当时住芬兰，我住英格兰，我专程跑去比利时，到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广播建筑前锋Flagey里，听他与“80后”保加利亚钢琴新秀、也是2007伊丽莎白女王钢琴比赛亚军得主帕莱梅纳·曼戈娃（Plamena Mangova）合作勃拉姆斯的奏鸣曲，以及有小提琴家杜梅（Augustin Dumay）加入的钢琴三重奏。翻出当时的笔记，对王健琴音的形容是“暖度、清醒。好干净。”当时，负责敲定艺术家名单的Flagey策展人对我说，在他心目中，王健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提琴演奏家。

王健的职业与生活轨迹横跨美洲与欧洲。1985年，他前往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师从大提琴家奥尔多·帕瑞索（Aldo Parisot）。1994年，他离开美国来到欧洲，在葡萄牙与钢琴家玛丽亚·若昂·皮雷斯（Maria João Pires）建立长期合作，参与室内乐演出与录音，并以英伦和欧陆为大本营活跃近三十年。2023年，王健搬回上海，结束长期的欧洲驻留。

对话王健

JW=Jian Wang，王健

LC=Lucy Cheung，张璐诗

不回来陪伴父母的话，我会非常后悔

LC：你搬回上海应该有两年了吧？

JW：两年多了。

LC：刚才我们聊天时提到的“崩溃感”，应该有参与到你最终搬回来的决定？

JW：其实我搬回来之前，每年也会到国内演出。所以说，并不是非常唐突的一个决定。但最主要是在疫情两年里，所有的签证都报废了，去哪里都不行。挺崩溃的是因为我父母年纪也大了，一开始就是想办法要拿到签证回来，有些演出要参加；但要拿到这样的签证，必须在国内有工作才可以。后来想到，那既然有工作的话，还不如在这里先待一段时间。我父亲，再过几年就90岁了。

现在突然发现，回来真的是很及时，因为我母亲去年又住了两次医院，如果当时我不在上海，他们在上海就没有任何亲人。其实我父母是不想让我回来的，他们说你在国外呆着，回来看看就行了。但我其实考虑很久了，如果不回来陪陪他们的话，我自己会后悔，非常非常的后悔。

当然，从回来到现在，跟父母也不是说能够百分之一百的融洽相处，那是不可能的。我其实帮不了父母太多的事情，当然我是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但他们有我整天在面前晃来晃去，知道我每天会回家睡觉，他们的心会定很多，这是肯定的。

我想如果等我老了以后，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的话，可能心里还是有点害怕。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孩子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你心里会踏实很多。

作为父母来说，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坚强，非常努力，愿意自己去承担这些，但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

LC：这对音乐事业来说会不会是一种妥协？

JW：绝对是的。我就觉得某种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说我在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多岁的时候面临这个选择，那还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现在已经马上五十七岁了，所以说实话，我对音乐事业这几个字已经比较淡漠了。

为什么？事业和对音乐的追求是两回事。你追求音乐，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就可以追求音乐，你不必要去追求什么事业。对音乐的追求，是你对自己的演奏的一种磨练，一种提高，一种境界，这是你在哪里都可以完成的，你在自己的脑海中也可以完成。

但音乐事业的追求也是另外一回事。音乐事业就是让自己成名，让自己保持这个名气，或者是更加出名，让你的票房更好，让更多的人想来听你的音乐会，这是目的。这样你的名气可以更大，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你可以更加成功。

其实我也不觉得这是非常无聊，或者是非常虚伪的东西，这不虚伪。我们一辈子都要找自己的人生价值，越成功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越有价值，这是无可非议的。我年轻时候也一直在追求这个东西。

但过了五十岁以后，从某种角度看，再去追求也不会到哪里去，我觉得已经到头了。你再去追求还能怎么样？当然可能会更出名一点，但是又怎么样呢，我就觉得这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王健2025年在DG中国厂牌再次发行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辑

LC：虽然隔了很多年，但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跟很多人比起来，你对于名利这种事情就挺淡薄的，从你对音乐的那种深究和往深里面钻，这本身的态度，就不是太去追求大众意义上的成功。

JW：还是追求的，当然还是要追求，但是，很简单，这是出于生存本能。年轻人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名气，你真的养不活自己的。太难了，你要么就成功，不成功则成仁，就是这样。

LC：然而什么是成功，每个人的定义还是不一样的吧。

JW：就现在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兴趣所在。我对成名和成功的兴趣，当然有，但不如我对音乐本身的兴趣大。就是说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自己去玩音乐，而不是追求一些我觉得有点虚无的东西。

因为我对“成名”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所谓的艺术家成名了以后，其实大多数关注这些艺术家的人们，并不知道艺术家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们关注，只是因为人家有名。换句话说，“有名”其实成为了“质量”的代表，但其实并不如此。

因为我知道我在国内还算有名，但是我感觉大多数人知道我就是因为我的名气，不是说知道我琴拉得好还是不好，或者喜欢我拉的琴，这样的人很少很少。说实话我只愿意对真正想听我拉琴的人负责，因为这才是真的东西。

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网上更容易关注的往往是糟糕的东西。这使得我心里有点看不起这个所谓的成名，因为这里面虚假的东西太多了。就好比说大家喜欢把自己的流量搞上去，是吧？但是我想了半天，我先说对不起了：你如果去分析一下现在网络上的东西，越是垃圾的，它的流量越大，这是个铁律。就是好的东西它永远流量是少的。没法打破这个现象。

LC：因为有门槛。

JW：有门槛，而大多数人不愿意过这个门槛。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追求流量就是对你智商的侮辱，我不愿意接受这种侮辱，不愿意妥协。对这个我还是有看法。

大多数人是不爱听的，你别去逼人家

LC：搬回上海后有没有需要调整的一些观念和习惯？

JW：没有，现在全世界的网络都是垃圾，这是人性的一个共同表现，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是没关系的。

人就是喜欢简单的东西，不喜欢去思考，不喜欢努力地去理解、或者去看到事物的多面性，这是最大的问题。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好和不好，还有里面很多这种冷冷冰冰的灰色地带，他不愿意去思考这个东西。

互联网有它非常糟糕的东西，但也有很好的东西在里面：你可以利用它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艺术。如果人家真的喜欢你的艺术，那你就成功了。假如有些人不是因为音乐而来关注我，这对我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换作是我，如果我对你的艺术不感兴趣，我就不会关注你，有不有名气不应该是关注的原因。

有些人确实是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而有些人第一次听到就喜欢上了。我们要负责的是这些真正喜欢音乐的、从这些音乐中能听到情感的人，因为我们有责任，把这门艺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体会到。十个人里有一两个喜欢，那你就非常幸运了。大多数人是不会喜欢的，你不要去逼他，没有意思，都是在浪费时间。不爱听就不要去打扰别人，对吧？互不干扰。

我比郑明勋世故多了

LC：你现在有没有比较固定的室内乐伙伴？

JW：还真没有。但是前一阵子，挺偶然的，我跟郑明勋合作得非常多，几乎每年都去韩国。很喜欢他，他也一直都喜欢带着我们，去跟他演协奏曲。他前年过七十岁生日，就邀请我和他的姐姐郑京和，我们三个人演三重奏，在韩国转了一圈，为他庆祝生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

我也邀请他来国内，我们搞了一个三重奏，与日本小提琴家竹泽恭子一起，在中国办了两场音乐会。

LC：我觉得你跟郑明勋很像，都很真实。

JW：他真的很真实。我比他世故多了，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艺术家。他太真诚了，少了一点圆滑。他也不会说话，直愣愣的，挺可爱的，有些时候确实是……我可以想象他会得罪很多人，他完全是不拐弯的。我就想，这也真是牛啊，这种性格还能这么成功。因为你知道在社会上你不能太直。

LC：你在英国演出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

JW：对，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真的不方便。

LC：之前看到你有一个访谈，提到一个逍遥音乐节上的演出，是拉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吧？

JW：对对对，那是很久以前了，拉了无伴奏组曲里的三首。那时我就觉得很惊奇，要一个人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Royal Albert Hall），那里大概有五千个座位。我建议能不能把舞台摆在中央，这样大家能听清楚声音。他们拒绝了，说你就在台上一个人，效果会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搞过这个事情，知道怎么回事。我自己是心里没底，但是那天真的效果特别，是我一生难忘的演出。

首先从来没给这么多人同时演过，那天来了三千五百多人。然后在这样的大厅里拉巴赫，是很有感觉的。为什么？平时你要问我巴赫的感觉的话，其实我一直脑子里有一个景象：这曲子是大家春游啊，或者是到野外去玩，看到美好的景色，到了傍晚，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一组人点起篝火，然后拿起一把琴，就在这山谷里拉。这个听起来非常cheesy、非常corny（都有陈词滥调的意思），但我脑海里一直都有这个印象。你在音乐中陷入自己的层次，那是最有意义的。

太相信自己，肯定会犯错

LC：面对这么多人，还能保持静默感吗？

JW：就像你在一个山谷里，它的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是有距离感的，就是空旷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点，那么多人，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这个感觉太好了。

2005年，王健首次发行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辑

LC：你又提到了距离感，我翻回多年前与你的交谈，你也有提到。（2005年，王健在发表首张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辑后跟我说过，他每一次演绎巴赫的这部作品时状态都有变化：“以前拉或者录巴赫无伴奏组曲时会倾向浪漫的感觉，现在则可能更偏向哲学上的思考——以前我拉琴是在表达我私人的感觉，现在我通过大提琴要叙述的和我自己之间会有一种距离。我现在要讲的是很久以前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故事。”）

JW：真的呀？那说明审美观是很一致的吧。这个不是总结出来的，也不是故意去想什么。这是非常奇妙的感觉。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感觉得到神性。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在唤醒我们心里某种特殊的部分，就是人性中最闪光的那些东西。在忘掉自己的丑恶，忘掉自己的虚伪和虚假的时候，你真正愿意把最真诚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这就是神性。

有些时候我听到最感人的音乐，比如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慢乐章时，我会觉得好像上帝忘记了我们这些人。过了很久以后再回来看这个地球，他会在心底为我们流泪。这是很强大的感觉：那就是它的距离感很大，大到好像地球上已经没有人了，它的音乐在总结我们曾经活过。

但是任何理智和聪明、有智慧的思考，都是反对极端和绝对的。这一定要坚持。

LC：听上去是年轻的时候更偏向于自我内心，长大以后更宽广。

JW：小的时候看的是未来，年纪越大看的都是过去。你说年轻好还是年老好，说不清楚。年老了你知道很多事情，你知道自己小时候是个蠢蛋，但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再年轻一次，再无知一次。年轻人容易走极端，太有信仰，觉得什么都是对的。

你太相信自己的相信，肯定是犯错。你无法看到事情的多面性。我们这种认知，说实话，哪算理解过什么，从宇宙来讲我们啥都不懂。

LC：这会不会带来更多恐惧？

JW：每个人对待恐惧不一样。有的人努力去接受它，有的人非常害怕。我这种是比较消极的，躲避型的，不去想它。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告诉我。

我现在看到父母每天衰老，心情是非常糟糕的。你看到孩子生病，可以说她明天会好，但父母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你知道你在骗他们，他们也知道。

社交媒体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大粪坑

LC：这次你来广州是演贝多芬。你很少谈到他。

JW：我特别喜欢贝多芬。古典音乐对我们人性中尊严的维护是非常强大的。真正的尊严不是钱买来的，也不是名气，是精神上的尊严。贝多芬的作品中对人类灵魂尊严的呐喊和抗争，超越了任何一位作曲家。

LC：记得过去你说过，对你来说，音乐反映的是人灵魂内最善良、高贵和敏感的部分。你好像很少去谈那些破碎、黑暗的音乐。

JW：我是完全接受的。我们之所以能体会得到光啊风啊这些能量，都是正和负冲撞所带来的。我喜欢的前苏联作曲家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其中一部作品对人性中的绝望与无奈有着极为深刻的描写，尤其是第一乐章里面，遍地荒芜之时，音乐中忽然像有一朵花开始发芽，作品那么令人震撼，正是由于大量对于反面的书写，从而反衬出美好和希望的珍贵。音乐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提炼。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意义，这种知觉或许也不过是一场梦，但在做这场梦的过程中总希望有点价值。

王健多次合作皮雷斯和杜梅发行室内乐专辑

LC：这些年你在音乐兴趣上有变化吗？

JW：我对音乐的兴趣一直是在研究它。最大的结论是，人的品格是不一样的。一个音乐打动不了你，不代表它不好。你唯一要研究的是，什么东西能打动你，为什么。

音乐是有逻辑的，但前提是你要听得见。很多人学得快是因为他模仿得像，但他听不见，所以留不住。研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人生一大乐趣。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适合当老师，因为我从小一直在教自己。

LC：那在曲目选择上呢？

JW：我非常有选择。我喜欢精益求精，不喜欢拉一堆但没有一个真正拉好。

LC：你刚才提到了几次“反极端和绝对”，这想法的起源在哪儿？

JW：最大的刺激就是社交媒体。我个人认为，社交媒体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大灾难，一个大粪坑。里面噪音太大，极端太多，这对艺术和品味都是灾难性的。这里面的屎实在是太多了。有好的东西吗？当然有。但是你要从里面把它捞出来。所有人生下来都是无知的，要稍微有点想法，是需要努力，是要追求的。许多人还没有机会经过这一段，这个时候他们就漫天地发声；他们人又多，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噪音，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且这大部分的噪音一定会造成集体品味的下降、高等艺术变得越来越低下，这是必然的事情，很可怕。而且他们互相辱骂，互相不接受，在我曾经生活过的美国，左派越来越左，右派越来越右，站在中间是非常难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喜欢站在中间的人，是两边挨骂，因为你会得罪两边的人，没有任何人会来支持你。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妥协者，你要么选择左，要么选择右，因为总有一批人会支持你的。但是要反对极端，这是很孤独的事情。

全世界都乱了套，就是这个造成的，是互联网造成的。因为很简单，你看，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也有很多政见不同的人在一起，但是人一旦在一起，就会有人性。

人性是什么？不要吵架。在荒田野地里碰到一个人，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跟他交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咱们怎么一起生存下去，咱们互相帮助。我们是群居动物，但是现在互联网把这个给摧毁了，我们变成了各自孤立的世界。

所以说，平时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怎么也吵不起来的一群人，在网上吵得天翻地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互联网毁灭了人性，因为你看不见它，没有人性，现代社会大多数的矛盾，都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