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難與觀看之間：博物館如何處理我們與黑暗的距離

暗黑旅遊（Dark Tourism）蔚然成風之際，筆者借歐遊機會拜訪了比利時及荷蘭監獄、醫院等數間古蹟改建的藝文空間。由這幾座城市呈現歷史黑暗面的展覽出發，並對比台灣人權博物館及景美園區，嘗試探索博物館在觀看者與苦難之間適當的距離及引導的責任。

背景資料：

生活在香港時，大館是經常拜訪的場所。無論是周圍充滿咖啡舖的街區、石板街港島風情，還是新起的賽馬會當代藝術中心、公眾放映表演及休憩場所，這裡總是見朋友、假期休閒、或工作考察的地帶。2018年入學第一課，就是教授引導我們以剛剛重建開放的「大館」為題，探索其故事。我做了蓮香樓飲茶的搭枱文化訪問、還原監倉中鬧鬼的聲音廣播劇、路人街訪等等。它的活化頗為注重時代的背景補充，處處隱含英國殖民等社會經濟、政治背景，不同囚犯來到這裡的原因、如何寫信或打電話給家裡人、在監獄操場的生活等信息。而我記憶最深刻的，便是「放風」的廣場以囚犯的視角望向一線天空。於是古蹟活化如何塑造公共空間、如何把握過去與現在兩個時態下觀看的距離，這些觀念對我興趣的塑造均由大館開始。

而2023年1月，前往台灣人權博物館景美園區及綠島園區參觀。景美園區為白色恐怖時期的軍事看守所與軍法處，綠島園區則為政治犯監獄。二者均是是許多政治受難者被拘禁與審判的地方。園區透過歷史建築、展覽與口述資料，呈現台灣民主與人權發展的歷程。其中導賞節目的講解員之誠摯用心令人為之動容，了解白色恐怖時期歷史之外，館方更將目光投射至「港台」兩地的對比，令時間框架延展至當下，在權力的審判、歷史的審判中游走。

第一站：海牙監獄之門博物館

Prison Gate Museum - The Hague

位於荷蘭海牙市中心、超過六百年歷史。原本是中世紀的監獄與法院建築，館內展示刑罰、審判與監禁制度的發展。

來到海牙名為Hofvijver的池塘，一邊是政府與議會所在地Binnenhof，另一邊就是由中世紀以來承擔過邊防、審訊、囚禁等功能的監獄之門博物館。

由1200年代的邊防塔樓逐個年代加建，此處建築慢慢有了監獄、廚房等設施。導賞員帶領我們體驗不同社會地位及資源的囚犯所受到的待遇有何不同：第一類最為貧窮的人只能數十個人擠在一間不透光的房間，有時甚至沒有地方坐下或者躺下，所飲水的河同城市排污的河是同一條，旁邊的廚房傳來食物香氣，卻只能咬最低限度的硬麵包；而第二類囚犯多是欠債未還的有錢商人，他們有自己的休憩場地，十幾個人共享一個小禮堂的生活空間，食好瞓好；至於貴族的囚犯，簡直是當時年代的四星酒店級別，可以在房間掛上畫作加以點綴、外出選擇自己的食物、邀請親友入來房間陪伴。不過他們的窗口正對著行刑台，其中的一種折磨是不同看到同聽到死亡，以此作為精神折磨。

其中最出名的一位曾住這裡的囚犯是當時的市長，他因殺害某人的罪名被群眾討伐，集體攻入監獄圍獵他，然而後世隨文獻研究或對史實的新評判，人們發現其實他為這次城市貢獻頗多，諸多政治人物亦將他奉為模仿對象，如今透過窗子望出去，在曾經行刑台的另外一邊，起了紀念他的雕像。

隨後又有記錄了各種刑具的房間，周圍佈滿青花瓷磚，望上去有種脆弱的美麗，但實際上是因為此種質地最容易擦洗，便可以在行刑後以最低成本進行清潔。

在唏噓與調適對人類的殘酷之間，不禁好奇，如今的博物館應當用怎樣的態度去回顧慘無人道的舊式刑具？之前在台灣的人權博物館亦有見到很多，但那種感覺更像是直面傷痕的勇氣，客觀還原這些痛苦，雖然赤裸，但有必要。不過在這些呈現是否需要有某種立場？或許如朋友所講，其實這一刻都仍然在世界其他國家發生緊極刑的反思——但博物館是否應該加以引導，在導賞中提及，避免淪為對好奇心的滿足？我們為何要保留這些痕跡並開放給人進行參觀，又抱有何種目的？見到他人的苦難之後，下一步從何種角度出發，是否應再進一步理解甚至共情？

整個體驗都無法對相關問題找到答案，令人不免擔憂前來觀賞的遊客帶著獵奇的態度。

然而回顧2023年在台灣景美園區人權博物館的導賞團中，有截然不同的體驗。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兩方面，分別是來自管理者的誠懇與館方對視角置換的努力。

首先，每間囚室都是開放的、可自由出入的空間，少數幾個未開放的地方，也會寫明原用途與關閉原因。好似整個展館的設計思路並不是保持某種目的的「展示」，而是儘可能地以謙遜態度去「還原真相」。

除此之外，「謙遜態度」亦體現在館方對不同視角/口述材料的全面補充。如何做到站在後世立場上不失客觀地去看待這段歷史？從門及閘口的設計，到醫院的就診經歷，館方都努力都從官兵、幸存者、外部等不同的資料進行詮釋，以盡可能做到公正地覆蓋到每一方的出發點。

在景美監倉狹小的空間之內，歷史畫面不斷閃回——醫生會趁職務之便悄悄收集關押者的名單，再聯絡海外的NGO爭取時機；洗衣房的外役作家，將稿件塞去摺好的衫中送給報社，倚靠不同崗位的人共同的默契，終使監獄內的事被外界所知。偶有陽光的日子，從縫隙中滲透來的光線在牢房的一角形成「日晷」，或可推測到如今是何夕、幾時。而家中長輩與孩童維生與思念的層層壓力無法分擔，只能從下一次收到的家書中推測我的上一封信是否成功寄到。

Prison Gate Museum其中一間監倉，牆壁上保留著一架遠航貨船的壁畫，由曾住在這裡的人雕刻而成，每個桅桿、每片船帆都清晰可見、細緻入微。相信作畫者必定同此架船有極為深刻的連結，像雕刻圖騰一樣每一筆都滿含情感。那一刻我彷彿也感受到隔絕開遠航及愛船的生活，只能對著牆壁還原回憶的掛念。

第二站：根特吉斯蘭醫生博物館

Museum Dr. Guislain - Ghent

位於比利時根特的一座精神醫學博物館，設於 1857 年建成的歷史精神病院內，專門介紹精神醫學的發展歷史，結合醫學史、藝術與當代展覽，透過病患作品、歷史文物與攝影展，引導觀眾思考心理健康、社會偏見等議題。

博物館庭院，攝影by Audrey

在根特遠離市中心的吉斯蘭醫生博物館（原精神療養院），我則看到另一種處理苦難的方式。

這區域遠離市中心，曾在1800年代開始作為療養院，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日常起居、醫療照顧。入口處為較重症患者的隔離房間，分不同房間區隔的方式略似監倉。

“A Home of One’s Own”展覽由穿過壁櫥開始，跌入創作者Erwin Mortie的記憶中。他曾在這裡生活數十載，如今故地重遊，追憶細節往事，再結合另外幾間醫院的物件，用行李箱砌滿房間。配合筆記本、碗碟、十字架與基督像、櫃筒的藥物，所有的東西都有無數個複製或相似的版本，感受到不停的重複，感受到照顧病人的繁複。

第二部分題為Salon Guislain，將照顧者的「收藏」同上流名家的珍藏並列，例如人體模型會與殖民地拍賣藏品共同構成新的雕塑；牆壁一端是奢華的中世紀經典畫作, 另外一邊則以黑白攝影展現病患及工作人員們的人像特寫。因此，這一沙龍亦被撰寫聲明的人譽為想像中的沙龍（原文：imaginery salon），在醫院被油成綠色的牆壁與高過一人的欄杆空隙內，塑造一個無法問及世事的異托邦。

 

牆壁兩側截然不同的「收藏品」，攝影by Audrey

最後一個展覽Monique Gies - Inside Views是由法國逃逸來到比利時的女人繪製，她拋下家庭，突然選擇出走，用兩年的時間瘋狂作畫上百幅，以抵抗被送往療養院的命運。她的畫作中充滿殘肢與分解、斷裂的空間、遮住的感官。看到最後一個部分才知道，是女兒在母親去世後的遺物中找到這些畫作，並且拼湊起母親兒時被親戚凌虐的往事，所有的畫作靜靜充當宣洩的切口，卻從未被真正聽見或看見。

見到Google maps上有人寫評價批判吉斯蘭醫生博物館這場地如今的展覽鮮有同心理健康相關，似乎未盡到責任，但我反而鍾意其淡化了的說教以及主題象徵，個個展覽實則都在回應療養院、醫療體系、所波及的人員們在不同社會背景中的處境。

景美園區將古蹟改變成展覽場地的做法同吉斯蘭醫生博物館相似。2023年1月我拜訪時，正展出香港&台灣藝術家的對照展《有人·有影·有跡》。用「囚禁」的觀念作為骨骼，先是露宿者在街頭掙扎的無力，其次是劏房俯拍視角講生活環境重壓下來的「囚禁」，最後是佔中時的金鐘，由天空中大廈的稜角一格格下移至地面，散亂帳篷支起被理想支配的「囚禁」。而走廊盡頭則是邀請觀眾以「字跡」與「影子」兩部份參與到藝術品裡面，在投影機投出的畫面地點製出連儂牆。

此種將「此刻」放置在固定歷史時空中對比的作法，完美點出空間的意義，如何借歷史照見當下。

然而就算我們如此努力地反思、教育、創作，又真的能抵擋當下悲劇的再次發生？或許不會，但在行過這條隧道之時，感受到的慰藉是，未來會有鬼魂在檔案中浮現的一日，跳出來同生人見面。即使在那之前要被埋藏多年。

一處歷史上被遺忘的黑暗場所，可以延展開討論的主題，便有如此多的光譜——囚禁與反抗、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角度、不同地位及景況的人對藝術的詮釋等等。

那麼，如何合併歷史同此刻生活的經驗？在吉斯蘭醫生博物館的最後一個房間或許有極好的演繹。這裡曾作為病人們的社交場合，提供玩樂、交往空間。而現在仍然在作為不同NGO組織開會的公共地方，匯集不同組織共創的出版物及活動道具，鼓勵觀眾隨意坐下休息。牆上的黑白的檔案中有一株草站在高腳凳上，於是在那張照片面前，加入房間各個角落的綠色，令畫面延伸至房間使用者間真實的互動，以畫內外盆栽作為生命延續的象徵。

館方將門票設計成派發貼紙的形式，在離開之時，工作人員邀請大家在隨處可見的長廊或木門留下貼紙。於是由遠處看，分隔開建築用途的門上彷彿有刻意繪製的圖案，建築像是生了斑駁的皮膚，在歷史的痛苦中長出充滿褶皺的藤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