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霍夫今晚不弹琴

When

2026年4月17日

Where

北伦敦圣安德鲁教堂（St. Andrews Church）。英国二级文物保护建筑，仍是活跃的英国国教教堂，内部也被用作蒙特梭利幼儿园和社区空间。

Who

钢琴家、作曲家和作家斯蒂芬·霍夫（Stephen Hough，如果根据音译，姓氏读音更接近“哈夫”）。

What

霍夫两年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已足够：童年情景》（Enough: Scenes from Childhood）。今晚他只谈写作，不弹琴。当天他从柏林排练现场飞回伦敦，活动结束当晚又赶回机场过夜，第二天一早飞回柏林，救场因手伤缺席的叶菲姆·布朗夫曼（Yefim Bronfman）。

Why

举办活动所在的教堂建筑老化问题严重，这场是巴恩斯布里图书节（Barnsbury Book Festival）首个夜晚的活动，图书节的举办是为该教堂筹钱修缮尖塔。

圣安德鲁教堂  摄影：张璐诗

记一笔

上周钢琴家约我在北伦敦他家附近的咖啡馆交谈了一个下午，之后我们继续通邮至今。这篇对话，连同霍夫为我们的播客“伦敦有耳｜即时作客（London Ears | The Riff Residency）”特别录制的节目，会在不久后整理出来。

“Enough”这个书名是刻意为之，用来和他的姓氏“Hough”押同一个元音。他之前的随笔集《粗略想法》（Rough Ideas）也是同样的处理。昨天黄昏步行去参加活动的路上，一路是夕阳下沉醉的花香。伦敦最好的季节慢慢开始了。

并期待斯蒂芬·霍夫下个月在威格莫尔音乐厅的独奏会。

圣安德鲁教堂内  摄影：张璐诗

斯蒂芬·霍夫自述：

有点不好意思说，我这周其实把自己的书又重新读了一遍，只是为了确认自己当初写了什么，不至于现在说的话前后矛盾。

倒不是说我已经忘记了人生中的那些细节。如果让我重新写一遍，它肯定不会是同一个版本。但每读到一章，我都会想，“哦，对，我记得这件事。”当然，也会不断想到当时没有写进去的东西，会觉得其实还可以补充更多。所以“Enough”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也许恰恰相反，是还没写完，也许该写续集了。

写自传的理由

至于为什么要写回忆录，其实我一直有记录的习惯。现在是用手机，以前是口袋里的纸片。我会随手写下一些片段式的记忆。我之前写过一本《粗略想法》（Rough Ideas），其中有些内容本来也可以放进去，但最后我把那些更偏自传性的部分留了下来，集中写成这本书。大部分内容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当时出版社也希望我再写一本书，而我手头正好积累了这些素材，于是就把它们整理成书。

当然，总会有一个时刻你会问自己：谁会对我的人生感兴趣？写自传本身多少带点自我中心的意味，好像在说，“来吧，这是我的人生故事，你要不要买一本？”但人家为什么要买呢？

《粗略想法》（Rough Ideas）

不过，我想说自己写这本书有两个比较明确的动机。首先，是为了记念我的父母。他们都已经去世了，而且是非常特别的人。如果没有这本书，他们大概会被完全遗忘。我们家的朋友大多也已经不在了。那些还记得他们的人，对他们有很多印象，尤其是我的父亲。他55岁就去世了。战争结束时他18岁，后来在本土防卫队服役，又进入军队，曾被派往埃及亚历山大和当时的巴勒斯坦。回到英国后，他不得不立刻工作，因为他的母亲，一位单亲妈妈，告诉他必须挣钱，不能去上大学。

我一直觉得他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被“阻断”了。他非常聪明。晚年他通过开放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像重新活过来一样。他最喜欢的就是写论文、读书，而且读的书远远超过要求。我一直觉得，如果他有机会，他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学生。所以，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在用文字让他重新活过来。我甚至收录了一首他写的有点古怪的诗。

至于我的母亲，我对她充满感激。她非常慷慨，我的成长离不开她和父亲的支持。重新阅读这些内容时，我其实很受触动。我现在在纽约茱莉亚学院教一个学生，也经常上大师课。我见过很多非常有野心的家长，他们希望孩子成功，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的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就。这种状态其实很令人不安。而我的父母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我当时说“不想再弹钢琴了”，他们大概会说，“那很遗憾，那你打算做什么？”绝不会是责备或者施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恩。

人年轻的时候往往不会真正理解父母，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理解会慢慢到来。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他们。

另一个原因，是我想讲述自己糟糕的青少年时期。我在学校表现很差，问题很多。我想给那些有类似困境的孩子和家长一点鼓励：成绩不好，并不意味着人生就此结束。尤其在艺术领域，发展是有节奏差异的。有些人晚一点成熟，这完全没有问题。你不需要是神童，才能有所成就。

比如贝多芬就不是神童。他那些我们今天常演奏的作品，是在二十多岁之后才写的。他年轻时更多是以即兴演奏家而闻名，而不是作曲家。这一点让我很震惊。我们总是拿莫扎特来做参照，好像天才必须从小就显现，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这本书能打破这种单一叙事，让家长给孩子更多空间。

童年情景

什么是普通？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非凡的。我见过很多非常出色的人，他们并不出名；也见过一些非常成功但并不讨喜的人。所以，“成功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成功的人生，是能给他人带来喜悦的人生。音乐当然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音乐独有的能力。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以不同方式做到。我甚至觉得，每个人都是诗人。当你看到一棵树，内心产生某种回应，那就是一种诗意。

至于钢琴，它对我来说几乎是命运。我们家没有古典音乐。只有一些唱片，比如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还有《音乐之声》。但我的一位姨妈有一架钢琴，我去她家的时候，会用记得的童谣去摸索音符，我立刻觉得，这乐器是我见过最神奇的东西。于是我一直缠着父母买钢琴。他们一开始只给我买了一个玩具钢琴，我把它拆了，那不是我要的。最后他们在古董店花5英镑买了一架旧钢琴，我就这样开始了。

钢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很喜欢练琴，我母亲会说：“别一直弹钢琴，出去呼吸点空气，踢踢足球。”有一首乔治·福姆比（George Formby）的歌我记得：“我唯一快乐的时候是在弹尤克里里的时候。”但对我来说，我唯一真正快乐的时候，就是弹钢琴。

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可以很高效。如果我的钢琴老师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一周，我可能在她还没上车之前就已经把曲子背下来了，我甚至希望她回来再给我新的作业。但我从没想过要变成那种被打磨得很规整的人，我太喜欢看电视了，也喜欢做一些很随性的事情。那时我最喜欢的夜晚，是家里或朋友来做客的时候，一起喝咖啡、煮牛奶，还有一些杏仁奶油点心。那种感觉很重要，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生活。你们在伦敦长大的人可能觉得很普通（台上下齐发出对南北互嘲传统的会心哄笑），但在英格兰北部，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艰难的，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精致的东西。我甚至在去纽约之前都没见过青柠。我在书里提到过一件事：有一次去伦敦看朋友，我想着带点礼物，就买了一个菠萝。我之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只在90年代电视里见过它被切成小方块的样子。我还挺惊讶，以为里面是空心的。

谈登台

当然，职业演奏并不只是浪漫的事情。每天早上醒来，其实都会有一点隐隐的焦虑：我真的准备好明天的音乐会了吗？这些作品我真的掌握了吗？记忆还可靠吗？我是不是已经完全把谱子背熟了？手指是否还在状态？有没有真正“热起来”？这些问题是持续存在的。

因为你要走上舞台，面对观众，去完成一件本质上相当困难的事情。在任何意义下，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们当然热爱比赛，但同样也会害怕失败：害怕输掉比赛、害怕失误、害怕关键时刻出错。音乐家也是如此。

而这种恐惧，并不只是负面的。恰恰相反，它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紧张感，没有那种在后台等待时逐渐升起的“火”，你当然仍然可以把音符弹出来，但那就像机械地完成一项任务，你无法真正打动人，无法让人流泪，无法把听众带到某种更高的情绪状态。

当你站在舞台侧幕，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你并不是平静地想着：“好，现在开始，第一小节是降B大调。”不是那样的。你体内是有一种强烈的能量在涌动。如果没有这种能量，你可以完成演奏，但不会产生真正的“表演”。

这一点其实和演员非常相似。像劳伦斯·奥利佛（Laurence Olivier）这样的演员，就谈到过这种感觉：那种从下午开始，在胃里逐渐升起的紧张感，一种熊熊燃烧的劲儿，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强，直到晚上走上舞台。

但这种“火”是双刃的。它既可以推动你，也可能灼伤你。据说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曾有一次在山里徒步时摔倒，伤到了手，他爬起来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再拉琴了。”这句话并没有否认他对音乐的热爱，但却是揭示了这种职业本身的重量：你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但你也会在某些瞬间渴望从中解脱。你一方面会想，如果不用再演奏，也许会轻松很多；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不能再演奏，那人生又失去了意义。两种完全相反的冲动，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至于在台上，我脑子里并不会只有音乐。情况要复杂得多。有时候你当然是专注的，但人的注意力本来就不是稳定的，它会不断变化。比如观众席上如果突然响起手机铃声，你立刻就会意识到观众的存在，这种意识是很直接的。

有时候你甚至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观众正在想着我在想什么？”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看，然后开始猜测别人对你的判断。而更危险的是，当你刚刚在心里想：“这一段弹得真不错”，下一秒就可能出现记忆的滑脱，或者一个小失误。于是你会立刻意识到，不该有这种念头。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必须对自己的思维保持警惕，因为大脑会不断地跟你“玩游戏”。

我并不算一个迷信的人，这一点我其实很庆幸。因为有些音乐家会有非常强烈的仪式感，比如舒拉·切尔卡斯基（Shura Cherkassky），他从后台走到钢琴之间必须精确计算步数，如果不是固定的数字，他就无法开始演奏。还有他每天练习必须正好四个小时，当秒针走到整点，即使在一个乐句中间，也必须停下来。我没有这些习惯，但我也从来不知道一场演出中我究竟会想到什么。有时候我甚至会在台上想一些非常日常的事情，比如：“明天我要做什么？”或者，“演出结束后，我要不要去找一家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吃一盘很好吃的意面？”这些念头都会出现。

鲁宾斯坦据说会在观众中选一位美丽的女性，然后整场音乐会都“为她演奏”。她当然不知道，但他自己会有这样的心理对象。他甚至开玩笑说，肖邦的《船歌》是最容易“打动女性”的作品。我倒没有尝试过这种方法。

所以，舞台上的状态是非常“活”的，是不断变化的。你不可能像某种理想化的形象那样，全程保持一种纯粹、神圣、完全不动摇的专注。人的心智不是那样运作的。注意力总是在流动，每一场演出也都因此不同。有时候你状态很好，有时候却会突然觉得完全不在状态。我们都是人。

就像你有时候买了戏票，本来非常期待，但到了那一天却突然觉得：“其实我更想待在家里。”这种情绪的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说明天在柏林的那场音乐会，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感觉。今天早上的排练，我们完整地走了一遍协奏曲，一切听起来都在一个不错的位置上，感觉是好的。但真正到了明天晚上，当我走上舞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是无法预知的。也许状态很好，也许并不是那么理想——这都是现场表演的一部分。

而这正是现场表演的本质。

《已足够：童年情景》（Enough: Scenes from Childhood）

谈信仰

谈到这些，我其实也会想到“信仰”这件事。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重要但并不简单的部分。

我是天主教徒，这一点没有改变。但与此同时，我一直对它持有很多问题，也持续在思考。我最近还听了一个播客，讨论早期教会在二世纪如何逐渐偏离最初的路径。这些问题让我很着迷：耶稣当时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与他同时代的人又如何理解他？其实在《新约》内部，不同文本之间就已经存在差异，比如《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对基督的理解就很不一样。

但即便有这些疑问，我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基督教的视角更能解释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它在很多关键点上是“反人性”的，但恰恰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反人性。人的本能是自私的，我们也习惯用古希腊、古罗马那种标准去定义“伟大”：强壮、成功、富有、不可动摇，通常还是男性。而基督教完全颠覆了这一套价值体系，它给予女性重要的位置，也给予那些被认为是“失败者”或“罪人”的人以尊严。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也一直产生共鸣。

我甚至曾经想过一个极端的情境：如果我被冤枉判刑，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比如二十年甚至终身，而且还是单独监禁。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凭借信仰，自己仍然可以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我可以在牢房里“看见”基督，与他同在。

但如果完全没有信仰，只剩下音乐和书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撑过去。音乐当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对我来说，它还不够。有些人会说“音乐就是我的宗教”，我理解这种说法，但我自己无法完全认同。另外，我也很在意这样一种观念：道德并不是我们随意发明的。比如“十诫”这样的原则，它们存在于我们之外。无论你是谁，即使像亨利八世这样的人，违反了所有规则，这些规则本身依然存在。

我常常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区别：虚伪与软弱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做不到，这是一种软弱；但这并不等于虚伪。信仰对我来说，也正是在不断提醒这一点。我每周去参加弥撒，听福音。有时候我会觉得不舒服，甚至被冒犯，会觉得那些话很“刺耳”。但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被挑战。如果一切规则都是自己制定的，那反而不会真正让人自由或快乐。而且，基督教中最让我珍视的一点，是“可以重新开始”。几乎每一天，你都可以翻开新的一页。它并不是在否认错误的严重性，而是承认错误，然后继续前行。这种“带着轻松心态去努力变好”的方式，我觉得对心理状态非常重要。

我确实认真考虑过是否要成为神父。有两次。第一次其实很不成熟，只是刚皈依时的一种冲动，如果真的那时进修院，大概会是灾难。第二次则更认真一些，但我不断遇到一些神父，他们对我说一句话：“你的祭坛是钢琴。”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纽约认识的一位神父，他说，有很多神父成为圣人，但音乐家成为圣人的并不多。我不是圣人，但这话说得有意思，因为音乐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在“给予”。通过音乐带来喜悦，这是一种服务。虽然我在台上并不会真的去想“钢琴是我的祭坛”这种话，老实说，我在台上时更可能是在紧张；但作为一种理想，它存在于某个更深的层面。

而且确实有一些时刻，会让你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有一次在英国一个小地方演出后，我在签CD，一位女士走过来，对我说，她的儿子几周前刚去世，而那场音乐会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当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会觉得，如果音乐能够在这种时刻帮助一个人，那么所有练习的时间、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谈“妥协”

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渴望确定性，喜欢非黑即白、立场清晰的判断。但随着年龄增长，你会慢慢意识到，这种确定性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实都会崩塌。

我希望这并不只是变得圆滑，或者只是变得模棱两可，也不是那种“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更多的是，你会逐渐意识到，世界本身就是复杂的。我们现在在一座英国国教教堂里，而某种意义上，英国国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妥协，而且我说这话是带着真正的尊重的。因为如果一个体系能够容纳如此多不同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人们无法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必须学会如何共同生活。而这种妥协并不一定是消极的。相反，它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是一种让不同声音可以共存的能力。

我觉得这也是人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学到的一点：你开始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同时仍然保留某种信念；你可以让复杂性存在，而不是急着把一切压缩成简单的对与错。